尽管岁月流逝催人老，如今已是花甲之年，我对龙泉却依然保留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这是因为龙泉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儿时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还因为龙泉这地方曾经在我人生中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出生在浙南最偏僻的山区庆元，村子与龙泉仅一水之隔。刚懂事就寄住在龙泉县城的舅父家读小学。
那时，龙泉最使我神往的地方，似乎是县衙门前的荷花池塘。那里有荷花和垂柳，还有一排排木椅可以供我坐着复习功课，微风送来荷香，柳树的影子在我的脸上晃荡，感到很有诗意。还有那座一百余间宫殿式的、横跨瓯江的龙泉大桥，不时吸引着我。我常在桥上俯瞰那急流中的白篷船，每当发大水时，那些“扁叶小舟”就接二连三地象箭一般穿过桥洞射向波涛滚滚的远方。听说这些船是一直要驶向大海边的温州府的。我想，这些船老大能够看到温州府，还能看到大海，实在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走出舅父家的那条小弄堂，就是东升街上那几家叮叮当当的宝剑铺。小店铺制的龙泉剑名传天下，削铁如泥。遗憾的是，我却从未眼见过精采的表演。
住久了，我逐渐学会了龙泉话。直到如今，我辗转祖国南北各地，一旦听到那婉啭清晰的龙泉方言，便感到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悦耳，油然产生一股乡土之情。
总之，龙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如今，当年大桥上那热气腾腾的豆腐丸，香甜甜的糯米粥，大街上老人沙哑着嗓子不时叫卖的糖糕饼、椒盐饼、芝麻饼、扁担饼、肉饼……似乎记忆犹新。混杂的叫卖声似乎还是那么熟悉和亲切。此外，那座挺立在瓯江南岸的古塔、金沙寺背后那一大片苍松老林、高耸云天的西寺钟鼓楼，都是那时使我留连忘返的胜地。
可是，当我还没有真正领略龙泉的秀丽风光时，就告别了这一切，到丽水去读中学了。
当我第二次到龙泉，正是抗日的峰火燃遍全国，浙南也频遭敌机轰炸的国难时刻。在这里，我偶尔遇上一位“流动施教团”的团长陈麒章同志。他２０余岁，戴一副颇深的近视镜，普通话中夹着一点广东口音，据人说“是个大学生”。常见他伸开五指梳理着蓬松的“西发”。不时把眼镜向鼻梁高处托一下。他常在农村教农民唱“挑夫曲”，其中有几句我还记得：“一担压来一担压／ 皮破血流肩背麻／一家老少全靠他／榨出血汗三毛八。”
他是个“金嗓子”，其声感人肺腑。他也是我第一次遇到会写美术字的人，他用美术体给我家写的一副对联： “有好书读胜观花，有好客来如赏月。”至今尚留存壁间。他把我介绍到“龙泉民众剧场”工作。不久，我终于发现，整个龙泉——从县城到乡村，逐渐涌现出许多陈麒章式的人物。他们的服饰似乎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果是夏天，总是穿着白衬衣、蓝布工装裤，胸前正中的衣袋上总是插着一、二支钢笔和铅笔，脚上常穿草鞋，男女都是这样。尔后，我又发觉到整个龙泉县的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几乎都出现了大幅美术字标语，高达数米的墙报；还有“民众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到处都响起了这样一类的歌声：“钱江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抗日军／不是好铁不打钉……”
在歌声中，他们翻山越岭，组织群众武装上前线。其时，我虽还是个中学生，脑子却朦胧地有当时小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信念，叫做“有热的发热，有光的发光”。但这光和热的概念究竟是些什么却是不甚明了的。久之，我仿佛在这些穿蓝布工装者的和他们所传播的歌声里找到了一点注解。随后，我对他们的认识似乎逐日有所加深了。首先，我感到他们都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他们所传的是抗日救亡之道，穷苦人儿的翻身之道；他们授给我们的是学时事、学文化之业，学大众哲学、学社会发展史之业。其次，我感到他们都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终年或进城或下乡，奔波不已，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在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信念和吸引力。还记得中学里的老师曾介绍过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大意是说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埋头苦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人。我想，这些身穿蓝布工装服的人想必就是这一类的人吧。在这些人中有邵荃麟、杜大公、舒文等知名文人和革命者。他们在龙泉担任着较重要的领导工作，但在往返于龙泉、丽水的长途跋涉中，既不坐轿也不骑马当时公路毁坏，无长途汽车可乘，专凭两脚步行，在当的人看来，可谓是特殊人物了。在县里举办教师训练班时，他们与学员同睡地板，学员们躺在四周，他们躺在中央。每天早上还同学员一起跑步、登山。其中一位捷登峰顶，竟使来自山区农村的教师们望尘莫及，赞叹不已，称他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这一切，回忆起来，我常为龙泉庆幸，庆幸在她的身边“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是他们在龙泉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文化的种子，使龙泉人觉醒起来，振奋起来。
我们在西大街的“龙泉民众剧场”和街头、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之类的抗战剧，也曾演出曹禺的《雷雨》。那时，在这个团体中，除我而外，大都是来自沪杭等地的文艺工作者。我不能不惊叹他们的艺术才华。如果不是为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是很难想象他们会成批聚集在我们这个山区的。他们常结合形势编写剧本，组织演出。一位名叫苏星的女同志编了一个反映日本军人厌战情绪的小歌剧，其中一个情节是一位日本军官的年轻妻子来到中国用歌声向她丈夫倾诉她在本国所遭受的夫离子亡的痛苦。苏星同志写了这样一首歌词：“风雨飘零／是那样一个悲惨的黄昏／他是永远消逝了／消逝了可爱的灵魂／人间自古伤离别／更哪堪生死路永隔／春天长逝了／剩下只是凄凉冬日／失去人世温暖／怎耐饥寒交迫……”
苏星同志亲自扮演那位凄苦的异国女郎，她用清脆的歌喉、如泣如诉的情感，倾吐了异邦人民的苦难，催人泪下。
我们这样工作着，每月所得不足以买一件衬衣，偶而吃一顿菠菜烧豆腐即称为“改善生活”了，扪心自问，可算是“昼夜勤作息”、 “谓言无罪过”的吧。但那时的法西斯当权者却容不得我们。随着全国白色恐怖的日益加剧，龙泉这一弹丸之地居然也鹰犬罗列，密探如麻。这时，邵荃麟等人已先后离龙而去，同事中也有人匆匆撤往苏北。不久，龙泉大街上出现了带镣长街行的局面，失踪、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乃至秘密枪杀之事时有所闻。
在形势逼迫下，同事们终于分批离龙他去。我也不得不再一次向我儿时所眷恋的荷塘、长桥和古塔告别了。
一九四四年，我从外地又第三次来到龙泉，在“民众教育馆”任职。这时，浙江省会迁至云和、龙泉两地，所谓“外路人”在龙城大街上川流不息。当年的“民众剧场”改由海碧霞唱《贵妃醉酒》，间或演出《缓期还债》之类的谋杀剧。我漫步龙城街头，再也见不到一个穿蓝布工装的人了，代之是西装革履、胭脂口红旗袍高跟鞋。此时此地，唯一能使人看到一线民族希望的，似乎就要算是迁到龙泉芳野的浙江大学和当地为数甚少的几座中小学了。这年，日军正在企图打通中国大陆的南北走廊，平汉、粤汉铁路告急，整个华北战场在日夜鏖战，中华民族面临浴血搏斗的生死关头，学生们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但省府大员们却感到偏安于东南一隅，另一番乐趣实在无与伦比。龙泉成了个战时的避风港，贪污、走私成风，大街上霓虹灯耀人眼目，官员和奸商们在这里寻欢作乐，并大发其“国难财”，小公务员们则终日在物价重压下为断炊担忧，小百姓之苦更不待言了。正在此时，从乡下老家传来噩耗，我的三哥被国民党“接收部队”绑去当“壮丁”，在押解途中因折磨成疾不能行走，被兵痞们活活打死在一个叫小查田的荒野中！一个夜晚，我独自一人站在那座当年的宫殿式大桥‘这时巳毁于火灾’的桥头上，面对星月和桥下呜咽而去的瓯江之水沉思着。我从死去的三哥，想到殉难的朋友，感到自己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我不知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不禁面向龙城的夜空暗自发问道：我的引路人陈麒章同志，我的大姐姐苏星同志，如今你们在哪里﹖我那些穿蓝布工装的朋友们，如今你们都在哪里呀﹖
我因为教学生们唱过《黄水谣》被当局当成共党嫌疑，眼看凶多吉少，龙泉我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不得不又一次向那荷花塘畔的垂柳告别，向水南的宝塔告别，向满目疮痍的长桥告别，飘流他乡了……
“人问正道是沧桑”。翻开历史的新页，如今的龙泉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昔日宫殿式的长廊大桥，现已改建成现代化的公路桥，桥栏杆上，成排石狮雄踞其上；荷花塘旁，修建了龙泉旅馆，宾客如云，门庭若市；昔日城外的丽浦公路旁，原是一片荒野，如今是高楼耸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繁华。更可喜的是，粮食连年丰产，木材、毛竹、笋干、香菇、白木耳名著全国；宝剑和青瓷驰名中外。解放后的龙泉，还培养了大批人才，仅1980年，这个山区小县就为祖国输送了70余名大学新生，成了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县之一。
我从读小学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岁暮晚年，游龙泉，面对欣欣向荣的新龙泉，回忆昔日的旧龙泉，怎不让人情激于怀哟
龙泉，我对你无限怀念……
（１９８２年４月于庆元竹口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