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在龙办学纪事
龙泉危急！这是一九四二年春天龙泉的又一个不祥之兆。那年春天，日本鬼子向浙南进犯，日本侵略军依旧是势不可挡地侵占浙南还没有被他们侵占的城池。令人大惊失色的消息接二连三：丽水再次失守！云和再次失守！
……
面对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的进犯，面对中国武装几乎毫不抵抗的局面，一九四二年初夏，浙大龙泉分校不得不撤出龙泉暂时迁至福建省松溪县大土布镇。
真没想到，为了逃离战火杀戮的苦难，经过三天步行，才死里逃生而一路心胆欲裂惊心动魄投奔到福建省松溪县大土布镇，等待他们的却是与杀戮一样可怖的苦难。
松溪县大土布镇正在爆发致人死地的鼠疫。
分校的总务人员为了预防鼠疫，每天都到这座庙宇的各个角落去喷洒预防药水，其中干得最卖力而一丝不苟的是庶务员江忠靖先生。
也许是大土布镇的鼠疫到了积重难返的阶段，尽管浙大龙泉分校师生已经做了积极的预防，猖獗横行的鼠疫还是防不胜防地攻城掠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浙大龙泉分校的一个员工和一个教授家属，相继被鼠疫夺去了生命，其中之一就是江忠靖先生。
两条生命的代价，使撤到闽北大土布镇的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不得不带着伤痛和惊吓，撤离大土布镇和那座叫他们心惊肉跳的庙宇，赶回龙泉。
然而，每一次的死里逃生，他们牵挂的总离不了书。当时，浙大龙泉分校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而且还是学者版，是龙泉分校主任路季讷从美国携回国内，由其子女路式坦、路力等五人捐赠给浙大的。分校主任郑晓沧把它视为瑰宝，空袭警报来了，郑主任都要请一位工友专门挑着这套书先走，以防不测。空袭警报解除了，还是由这位工友把它挑回来。
如今，当年这套《大英百科全书》还作为浙大西迁的一份珍贵文物，存放在浙江大学的校史展览馆。
除此之外，每一次死里逃生，他们都不废诵读，为了追寻学问。
为了追寻学问，他们竹杖芒鞋。
一九四四年浙大龙泉分校土木系毕业生，先后任过宁波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的朱兆祥，在校期间，发起组织了一个天文学习会。本来这是一个与课程无关的学术团体，但是，他们对天文学的观察和研究，却注入了太多的热情和执着。
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正逢日全食，他们所在的龙泉，恰恰在日全食带之外，而福建的浦城却在日全食带之内。
为了看一看难得一见的动人心魄的日全食，他们在郑晓沧教授的带领下，特地以三天竹杖芒鞋的奔走，远赴龙泉百里之遥的浦城。
谁知，他们一路兴致勃勃风尘仆仆奔波而去的浦城，居然让他们大失所望。日全食的那天，天空阴云密布，他们根本没有看到日全食。
但是，他们不后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此后，他们对观测星象的热心一直有增无减，朱兆祥和他的那个叫做俊元的同学，一直坚持观测了几年。有一次，为了观测月掩火星的奇景，他们守候到凌晨三时。
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的他们，终有回报，终有收获。他们居然能随口说出天上一千多颗星星的名字。
为了追寻的学问，他们把求是校训当作治学之本，当作治学之道。因为他们是具有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的求是学子。他们的求是范围包括了他们的目光所及，足迹所至。
一九四四年农学系的那一堂课，再次显示浙大学子的求是精神。
那一课上的是《林学概论》。讲课的先生在讲到森林作用时，只是强调作为森林产品木材的作用，强调木材是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原材料，每个人一生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木材，呱呱落地，需要用木盆洗澡；老了去世需要棺材埋葬。
这一堂课引起了学子的争鸣。
争鸣中的浙大学子认为，这位老师关于林学的概论讲得不够全面，森林的功能不仅仅为人类提供生活所需的木材，森林还具有保土蓄水、防洪抗涝的功能，森林这方面的功能价值甚至大于提供木材的功能价值。
经过一番争鸣之后，大家决定把他们的争鸣结果，作为求是的思想结晶，写成文字，送给那一堂的讲课老师。
《林学概论》一课又到了。走进讲堂的那位老师，等到整个教室都鸦雀无声的时候，走到讲台的前面，朝着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言恳意切地说：“尊敬的各位同学，本师决定采纳诸位的建议，我们一起取长补短把林学概论的学问做好，把知识做好。”
老师的高风亮节，虽然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但大家还是为老师的这番言肯意切的举措“惊讶之至”。稍顷，鸦雀无声的教室，突然响起了一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把他们的掌声献给让他们肃然起敬的老师。
这位老师也是把求是当作施教之道，施教之本，因而值得他们敬重，许多学生当场被老师感动得泪流满面。
和这样的气氛截然不同的是另一堂课，这一堂课上得也极特殊。不但没有掌声，没有喝彩，甚至还遭到学子正色地怒斥和抵制。
那一堂课，上的是形势演讲。主讲人是浙江省政府的一位要员。这位身份地位都很特殊的主讲人，原以为他的演讲一定会鸦雀无声。
其实，这位主讲人所谓的形势报告，并没有标新立异而使人振聋发聩的经典之说，而是鹦鹉学舌重复一些诸如“共产党破坏抗战”及“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等国民党的党派党帮之说。
国家危机，民族不兴，腐败蔓延的现象，使一位面对时局更加忧愤的青年学生，当场就刚毅而坚强地站立起来，情绪激动地谴责那位要员的邪说，并且声泪俱下控诉当局造成日本入侵的种种人祸，吁请国民政府当局精诚团结各阶层各党派人士，一致抗战，不要再枪口对内，煮豆燃豆萁地做那些导致国难日益深重的蠢事。
那位同学满含义愤和泪花的发言，是一个青年学生，也是龙泉分校学子，对民族复兴最至诚的渴望。因而，他的发言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体同学的拥护和赞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那位要员却在富有正义、富有良心、是非分明的学子怒发冲冠地一阵高过一阵的“不许你玷污堂堂大学讲坛！”和“滚下台去！”的叫喊声中，被轰出校门。
赶走那位政府要员的场面，当时所有在场的龙泉分校学子都印象深刻。
那位要员在作了一番“共产党破坏抗战”和“鲁迅和茅盾的作品没有文学价值，不值得看”胡说之后，他还胡言乱语地贬损鲁迅和茅盾，他说：“鲁迅的鲁，是什么，是迟钝，是缓慢。迟钝、缓慢，怎么成为鲁迅？茅盾一名，本身就是矛盾……”
一群把鲁迅、茅盾的文学作品当作精神寄托的青年学生，无法容忍这位要员对鲁迅、茅盾的贬损，顿时，整个会场嘘声四起，有的同学退出教室，以示抗议。
浙大龙泉分校还有一位专上当时教育部定的“党务教育”课的方中天先生，据说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因而，踌躇满志，神气活现。
他的神气活现，踌躇满志，使浙大龙泉分校的学子无法忍受。本来，学校对这门“党务教育”课并不当作必修课，也不要求学生像必修课一样刻苦，而只是为了应付上边检查才不得不开设的。但是，这位方先生却以目空一切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口吻，要学生对这门“党务教育”课毕恭毕敬。为了对付他的傲慢和狂妄，有一次，一位学生在他走进教室前，在黑板上作了几副嵌名对联，对他冷嘲热讽。
岁将暮矣胡不归，日至中天将何往？
郑宗海博学如海，方中天坐井观天。
不耀宗不光祖辱及先辈，害中国害天下祸贻后生。
戴着金边眼镜走进教室的方先生，一看见黑板上的对联，顿时目光散乱，不知所措。
方先生对寸步不让的学生开始无可奈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站在大学讲坛上的这位方先生，靠的不是学识和严谨的作风，而是凭借一张伶牙俐齿，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被曲解了的三民主义进行狂热崇拜的吹捧，以此而获得和换取他自己想要索取的利益。
知识是诚实的，学问也是诚实的。只有诚实的知识和学问，才能成就黄钟大吕的声音。所以，浙大龙泉分校的求是学子对那些含有偏见的釜瓦之鸣，肯定是寸步不让。
这位胸无点墨的方先生曾经数度让求是学子们无法容忍。有一次，他上课时，使用的教材竟然是大汉奸周佛海编写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周佛海在写作、出版这部《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的时候，一定是看过在中国流行极其迅速的《共产主义ABC》。看过《共产主义ABC》的他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因而他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恶痛绝，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的周佛海，情绪激动而不惜笔墨地写下了共产主义不合国情，共产党杀人放火等文字。
但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方先生还在口若悬河地为这些速朽的文字带上庄严肃穆的光环。
这是一种最危险的信号。
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周佛海那些披着三民主义外衣的叛国卖国言论居然走进大学课堂，绝对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再次走向全面崩溃的最值得警惕的征兆。一群为了国家和民族不甘沉默，不愿沉默的求是学子，他们挺身而出了：“请问方先生，你知道周佛海是何许人也？”
很讽刺，口若悬河的方先生，在这样气势凌人的追问面前，突然变得木讷而呆滞。
然而，未有穷期的追问还在继续：“周佛海是全国家喻户晓而又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难道方先生连这个也不懂吗？是真的不懂，还是装聋作哑？”
“如果懂了，方先生为什么要在这个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神圣的讲坛上，传播汉奸最肮脏的言论？”
在求是学子代表正义像暴风骤雨般的追问下，方先生陷入了难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从此之后的方先生，像是一只夹着尾巴的狗，再也不敢神气活现地要学生对他那门《党务教育》课毕恭毕敬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浙大龙泉师生，都是求是学风的实行者和捍卫者。
勇于成为求是学风的实行者和捍卫者的他们，更加勤奋刻苦，坚韧不拔。
朱兆祥做过宁波大学校长。可是这位一九四四年浙大龙泉分校土木系从来不害怕考试的学生，惟独害怕英语考试。他感到英语考试比日本飞机空袭轰炸还要可怕。有一次，他居然在英语考试时，期望有日本飞机来空袭。因为考试前，他的英国文学教授林天兰宣布：“等空袭警报来了，你们就留下卷子跑出去。”
面对那些不知如何作答的试卷，朱兆祥心里真的希望响起尖啸吓人的空袭警报。空袭警报响了，他就可以逃过英语考试的这一关了。
结果，那场英语考试，他心愿中的空袭警报真的响起来了。做完三道试题的朱兆祥像是一只从笼里放出来的鸟，兴高采烈地离开考场。
此后，他一次一次地悔恨自己，为自己的平庸和无能痛骂自己。也因此，他发誓，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英语成绩在全班全校同学当中名列前茅，否则誓不为人。
从此，他开始了起早贪黑的努力。那时浙大龙泉分校没有电灯，读书照明，只能靠一盏豆油灯两根灯草，而且豆油都是学校限量限时发放，用完不补。
朱兆祥虽然下了起早贪黑诵读英文的决心，但是，没有灯油，依然无济于事啊。
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努力，办法到底还是让他找到了。有一天早起，他突然看见学校厨房里透出一束火光，原来，这束火光是从厨房大灶后面漏出来的。
从此以后，学校食堂的工友起床，他也准时无误地起床，食堂工友准备生火煮饭煮粥，他就抢着帮工友添柴添火，当灶膛里火光熊熊的时候，他就拿着一只矮凳坐在厨房后面那口大灶后面，借着从大灶里漏出来的火光，呢呢喃喃地诵读英文单词。
他的努力终于见效了。不久，他的英语成绩，迎头赶上了。
浙大龙泉分校机械系一九四五届学生黄晞和化工系的同学丁儆，刚进浙大龙泉分校的时候，他们的英语成绩也是需要迎头赶上的。
他们迎头赶上的动作和姿态，也是足以感动龙泉坊下村的。
设在龙泉坊下村工学院教室南端有一小块棉田。好几个寒冬，每天早上两人带着英语课本，到这块小小的棉田里，把英语课本支在干枯的棉杆顶上，天寒地冻，北风刺骨，冻得他们必须把双手插进裤袋，然后，两人就你听我背，我背你听，相互检查、相互帮助、相互磋商地攻克英语难关。
在浙大龙泉分校求学的学子们，他们就是这样起早贪黑。寒来暑往，如同辛勤的淬火铸剑人，为的是剑吐锋芒的那一天。
剑吐锋芒
剑吐锋芒的那一天，终于如期而至了。甘于磨砺的他们，每人都成了一柄锋芒毕露的利剑。
浙大龙泉分校一九四六届中文系学生唐湜的收获立竿见影。似乎是对文学的偏爱，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有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读得最多的是希腊神话。
读过希腊神话的唐湜，就是一部充满激情的神话。他居然能把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追赶露珠女神达芬妮的神话故事，写成让人心旌摇动的叙事长诗。从此，唐湜的创作天空变得更加高远，更加广阔。他曾经以一个晚上写下两百余行诗歌，一个月创作了数千行诗歌的速度，创作了罗曼蒂克的长诗《草原的梦》和《森林的太阳与月亮》。当时天台山下的一家报纸，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连载，连载时间居然长达一个多月。不仅如此，其中《森林的太阳与月亮》还于一九四八年被森林出版社结集出版。《草原的梦》在四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七年，改题为《我在月夜的草地》在漓江出版社出版。
畏惧英语考试而不畏惧日本飞机空袭轰炸的朱兆祥，经过一番起早贪黑借烛偷光的苦读之后，也有了立竿见影的收获。这份收获让他始料不及而又无法承受。一九四一年他获得了每年四百元的中正奖学金。
和历史一起处在最森严的寒冬里的国民政府，以对学子罕见的关爱和期望，以蒋介石的名义，设立了每年奖给每个学生四百元的中正奖学金，专门奖励在学校勤奋苦读成绩优异的大学生。
四百元的价值是多少？相当于当时浙大龙泉分校普通教职员工二十个月的工资收入；相当于浙大龙泉分校的一个学生六个学期向学校缴纳的全部费用。当时的《招生简章》规定，第一学期新生缴费为：学费十元，杂费二元，医药费五角，体育费五角，制服费男生十二元，女生五元，讲义费二元（书籍费自理），实验费及赔偿准备金五元，膳费每月六元（按五个月计为三十元）。照此合计男生每学期费用为六十二元，女生为五十五元。按此计算，这四百元奖学金，可供一个男生读完三年大学。
但是，因为蒋介石在驾驭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形象不是十分美好，曾使朱兆祥一度产生拒绝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想法。
虽然这奖学金的名字令像朱兆祥一类的学子无法接受，但中正奖学金，不认党派，不认思想，只认学问，像是太阳底下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样，每一个学习勤奋、成绩显著的大学学子都有获得的机会。虽有机会获得，但绝不是轻易获得的。偌大的浙大龙泉分校那么多学子，只有朱兆祥、崔盛钰、冯慈珍获得过中正奖学金。
更多的浙大龙泉分校的学子，在走出龙泉，走出浙大以后，也都成就了可圈可点的人生，造就了可歌可泣的事业。
数学系的杨忠道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化学工程系的陈道云曾任加拿大农业部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热分析协会理事；同为化学工程系的谭大年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柏油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的王省吾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农学系的袁嗣良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
他们以他们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学问和才华，在世界一流国家的高等学府夺目增辉。
在国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在各个领域闪烁着星月之辉。
据很不全面的资料，我们知道数学系的郭本铁，物理系的陈昌生、龙槐生，土木系的夏志斌、蒋祖萌，电机系的何志均，化学工程系的潘祖仁等都在他们读书过的母校浙江大学做过教授。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如王云海、郑德昌、孙贤铭、田志伟、吕荣山、徐规、倪士毅、管佩韦等在杭州大学担任过教授等职。
全国名校名院遍布浙大龙泉分校的浙大学子。
其中，有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丁儆，南京大学教授叶彦谦，厦门大学教授张鸣镛，复旦大学教授金福临，山东大学教授余寿绵，南京航空学院院长余承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及史学研究所所长宋晞，华东师大教授施亚西，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孙筱祥、管致和……他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
浙大龙泉学子除了在中国教育成为领军人物，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各领风骚。
外语系的应幼梅曾经担任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语言学系的夏钦瀚担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曹余章还是概说中国经典文化《上下五千年》一书的作者；杨王漉担任过中国民航总局计划司副司长；陈葆真担任过杭州建筑公司总工程师；朱秀昌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大连物化研究所研究员；谢传堡担任过本溪钢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商燮尔担任过防化研究院副院长。
浙大龙泉分校学子的作为，足以傲视天下。傲视天下的浙大龙泉学子，他们成就于浙大龙泉时代。
成就龙泉学子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似是一无所有，但又应有尽有，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满失望的冬天。那是高度乐观与阴沉绝望同在的时代。
让龙泉学子意想不到的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位主掌大舵的人物，突然决定撤销办得很有影响的浙大龙泉分校。他责令浙大龙泉分校把分校的教师、职工、财产、图书和学生全部并入英士大学。《浙江日报》也刊发了浙大龙泉分校即将合并停办的消息。这是一场令人侧目的“围剿”。
令人侧目的“围剿”，把浙大龙泉分校，包括整个浙江大学都陷入了深重的凄凉和痛苦当中。
浙大龙泉分校不是鸡肋！
浙大龙泉分校没有败笔！
浙大龙泉分校没有平庸！
这就是浙大龙泉分校拒绝停办合并的沉甸甸的理由。为这个理由，校长竺可桢决定为浙大龙泉分校全体师生撑腰、鼓劲。
于是，他从遵义给浙大龙泉分校发来电报，明确表示浙大龙泉分校不能撤，谁撤浙大龙泉分校，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浙大龙泉分校主任郑晓沧，虽然因病辞去了浙大龙泉分校主任一职，但对浙大龙泉分校的生死存亡同样关注，当他得到教育部要撤并浙大龙泉分校的消息后，坐卧不安，特地从总校遵义发来电报，表达他对撤并浙大龙泉分校的反对意见。
浙大龙泉分校的全体师生员工同样愤慨，他们连续三次举行了全校性的集会。
参加集会的全校师生，决定为浙大龙泉分校的存在而力挽狂澜，为浙大龙泉分校的未来义无反顾。他们的力挽狂澜，他们的义无反顾，总算大见成效了。教育部仓促提出的一个决策，最后不得不窘迫地改变了，浙大龙泉分校终于心惊肉跳地走出了一段几乎是覆巢倾卵的最灰暗的阶段。最后，又走到了一个风光无限的流金岁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随着西迁到遵义的总部一起迁回杭州。
浙大龙泉分校成了龙泉，成了坊下或者是如今已经叫作芳野的一个远去的背影。
谁说过去的背影都注定要被遗忘？
在坊下或者是芳野，人们都还记得浙大龙泉分校人住过睡过的房子，人们还记得胡伦清教授为浙大龙泉分校写的，贴在曾家大屋正厅前面两根大柱上的一副对联：“以弦以歌，往哲遗归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地回忆和讲述浙大龙泉分校如烟的往事。
在这里，往事并不如烟。
在这里，背影并非越离越远。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永远留在龙泉，留在坊下，留在芳野！
(全文完)
（作者谢树强、黄柯云、黄庆军均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