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西南特委的建立与发展
（上接7月19日4版）
1935年正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面对强大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势力，红军挺进师和浙西南特委为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奋战。1935年5月，在浙西南革命烈火正开始燃烧的时候，就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国民党调集了“浙保”4个团，11支保安大队和南京税警团等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指挥前来“进剿”。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率挺进师二纵队在龙浦、龙遂边境与敌人英勇战斗。在挺进师统一部署下，或分头出击，或集中围歼，“进剿”的敌人屡次受挫，至 6月底敌“进剿”宣告失败。不幸的是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在战斗中牺牲。
反“进剿”的胜利，鼓舞了红军挺进师、浙西南特委和浙西南的革命群众，红军挺进师组织了“八一”武装示威活动， 在浙西南特委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松阳竹溪、玉岩，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以及各乡、村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打碎了封建枷锁，从地主的手中夺得了土地，挺起腰干翻身作了主人。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赤化已波及全浙，前途实堪可虑。”蒋介石慌忙从江西调回罗卓英的十八军四个师，郜子举两个纵队四个团，加上福建五十六师两个旅、浦城第三师两个旅及“浙保’共约40个团7万兵力，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挺进师、浙西南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胜利果实，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搏斗。但终因敌强我弱，力量过份悬殊，到10月，浙西南根据地失守，特委书记黄富武被捕，12月在丽水殉难。特委委员方志富、欧阳道、洪家云相继牺牲，特委和下属组织均遭破坏，一批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惨遭杀害。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等与浙西南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2、第二阶段(1936年6月—1937年10月)
1936年6月，发生了广东陈济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事件(即“两广事件”)。蒋介石为了对付陈、李，慌忙将浙西南的十八军调往湖南。于是浙西南地区的敌情暂趋缓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决定恢复浙西南根据地，重建浙西南特委，特委书记许信火昆，副书记杨干凡，委员张文碧、张友昆。许信火昆率部队和特委人员来到龙浦边地区，驻扎在龙泉住龙乡西坑的天星寺等地，并在西坑召开特委会议，恢复了中共龙浦县委，同时建立了中共龙(泉)遂(昌)县委和江(山)浦(城)县委。
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总结了上年斗争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策略，决定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群众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工农红军改为人民红军，把打土豪筹款，改为向土豪借款，争取国民党保甲长，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积极发展共青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由于作了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又出现了蓬勃的革命生机。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撕毁诺言，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对浙西南等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以刘建绪为总指挥，以五十二师、十九师和浙保6个团、南京税警团、保安大队等10余万兵力由西北到东南，向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军民在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围剿”斗争。国民党利用地方保甲长、地主、土豪武装组织“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实行移民并村，配给粮、盐等手段，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在政治上，到处大造舆论，散布“朱、毛红军已投降”等反动谣言。还颁布了所谓“通红军者，为红军送粮、送消息者，知红军不报者，捉杀不赦”等十条法规和“捉到红军首领赏500大洋，捉到一名红军赏50大洋”的奖赏条例。妄图将游击根据地一口吞下，反动气焰嚣张，手段凶狠。
浙西南特委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面对大军压境的严酷形势，一面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和灵活机动、积极作战的方针统—起来，采取集中打击敌人、分散隐蔽活动的灵活战术，进行反“围剿”斗争。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至1937年5、6月，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特委书记许信火昆先后牺牲，特委第二次遭破坏。面对敌人的进攻，浙西南特委下属的龙浦、龙遂县委和挺进师二纵队始终坚持在闽浙边区坚持斗争，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3、 第三阶段(1937年12月—1938年5月)
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中旬，分散在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先后汇集平阳北港。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和龙遂县委书记曾友昔率领的浙西南红军游击队、龙浦、龙遂县委干部60余人于10月底开赴平阳参加集中整编。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浙南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东南分局领导曾山一再强调浙南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为了保持和发展南方革命战略支点，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恢复浙西南特委，由张麒麟、傅振军、刘清扬、周建生、曹景垣、曾友昔等6人组成，张麒麟任书记。1937年12月，张麒麟率领特委机关20多人，回到浙西南根据地。
特委领导回到浙西南后，就迅速在龙、遂、浦边区开展工作。一是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恢复建立了龙泉、遂昌、江浦县委；二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进行合法斗争，推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四是组织“农救会”和“妇救会”等。
1938年5月，根据浙江临时省委决定，将中共浙西南特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中共浙西南特委作为一个党的地方组织至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而中共处属特委又以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领导着浙西南人民为着党的伟大事业阔步前进。
三、中共浙西南特委在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所体现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浙西南特委领导浙西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面对强敌，英勇无畏，前仆后继；面对艰难险阻，迎难而上，从不畏惧。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了大局利益甘愿牺牲自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体现出了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
1、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信念。
共产党人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35年5月，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上任不久即遭到敌人的围剿，6月初就不幸遇袭牺牲。对于这个责任重大而身处危险环境中的职务，黄富武毫不犹豫地接任了第二任书记，但10月又被敌人逮捕，12月在丽水被杀害。从1935年6月起就担任浙西南特委副书记的杨干凡于1937年5月在龙泉凤阳山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而英勇牺牲。1936年6月，许信火昆在浙西南根据地丧失后最困难的时候，受命接任第三任特委书记，当担恢复浙西南特委的重任。1937年6月，他在带伤率部队重返浙西南恢复老区的过程中，牺牲于龙泉锦溪。还有特委领导方志富、洪家云、欧阳道以及县委、区委、基层组织的许多干部党员都为浙西南革命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未完待续）
编辑：陆军 来源：剑瓷龙泉 2011-07-20 10: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