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遇龙，字德水，陕西府谷人，壬申进士，乾隆二十五年任龙泉令，明敏果断，下车后首葺学宫，建书院，辑邑乘，浚沟渠，抑强扶弱，案无留牍，风清盗息，民皆安堵，暇，即进诸生，讲解文艺，士民至今思之。”这是光绪版《龙泉县志》苏遇龙传的记载，笔墨简练几近吝啬。
就是这区区数十字，却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苏遇龙在龙泉任职期间的卓著政绩，并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他的神采。微言大义，如果详加考证，我们就能掂量出其中所承载的分量之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冬，苏遇龙以第二甲六十四名赐进士出身获任龙泉县令。对于这个以龙泉命名的县邑，他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或许是机缘巧合，他名遇龙字德水，竟然就是龙泉最好的诠释。从地处八百里秦川的榆林府谷到崇山峻岭的浙南龙泉，数千里之遥，一路虽然寒冷刺骨，车马劳顿，但显然没有影响苏遇龙的心情，在抵达龙泉后，稍作歇息，他就开始忙于政务。
古代地方官员大都重学兴教，期望借此培育人才、清正民风，爱才好士的苏遇龙，自然也沿袭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最为人称道的一件实事，就是在乾隆二十七年，兴建了留槎书院。龙泉“山川雄秀，必产英才”，尤其在宋、明期间，堪称人文辈出，宋天圣至咸淳年间，进士多达240名。然而到了清初，经济凋蔽，百废待兴，加之地方官员轻视教育，延至顺治年间，“士多废学”，民“于子弟学业罕能培植，延师简薄，课督不勤，……文风不振。”昔日辉煌，早已不复存在。苏遇龙此举，意在延续尚存的一息文脉，重振雄风，而选址留槎洲也是别有深意。
留槎洲原名“蒋秦淤”，由瓯江上游南面秦溪与北面蒋溪冲积形成，面积约2平方公里，形如停留江中之木筏。据传，宋代何琬之父何子奇（字才翁），结识了在杭州为官的苏东坡，常在一起饮酒和诗。一日，两人泛舟西湖，苏东坡说：“才翁，西湖乃人间天堂，何不迁之来颐养天年。”才翁说：“吾家乡龙泉有一景比西湖更佳，江之中有一小洲，亭阁于丛林之中，四周遍植桃柳。此小洲，形如木筏，传说是仙人乘槎留下的。”苏东坡举杯叹曰：“得非张骞所乘之槎乎？”，何子奇颌首称是。苏东坡即兴说：“尔家乡之洲，何不曰‘留槎洲’。洲上之楼阁，应为‘留槎阁’。”何子奇曰：“如此，眉山先生何不书名？”苏东坡欣然提笔，写了“留槎阁”三个遒劲大字。才翁将三字携归，捐资刻匾高挂于阁楼上。
对地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苏遇龙一定从士民口中听过这个浪漫诗意的传说，他素来极为仰慕诗书画俱绝的苏大学士，东坡先生能惠赐墨宝，无疑是龙泉的荣幸，所以建书院，留槎洲当为首选。龙泉文化底蕴之深令人惊叹，但现状却堪忧：旧日文献之邦，竟已寂寂无闻，从清建国至今，龙泉再无一人进士及第。文教聿兴，身为县令的他，责无旁贷，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脚踏实地勉力而为，他先是勘出百念丘荒田为学田，又将渎田笏洲书院遗址地二亩五分供师食用。公务之余，他更是亲临书院，为诸生讲学，这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附庸风雅，而是其责任心使然。他惟愿倾其所学，教诲学子，以使他们从中有所受益。于是乎，时人便可目睹这一胜景：书院外桃红柳绿，春光无限，书院内教学相长，弦歌不辍……
清代修志风盛，朝廷令各省、府、州、县每隔六十年修志一次，处于乾隆年间的苏遇龙，躬逢其盛，自然不会错失良机。他组织重修的《龙泉县志》，具有极高的水准，在今天益发显示出其价值所在。此志凡十二卷，录有县境图，卷一舆地，二建置，三赋役，四禋祀，五学校，六兵戎，七官秩，八政绩，九选举，十人物，十一风俗，十二艺文。通观全书，分门甚细，采摭颇富。
龙泉修志由来已久，首部县志修于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修纂者为知县林应辰与县丞潘桧，参知政事邑人何澹作序，惜已佚；明代三次修志，均佚；现存《龙泉县志》最早的，当推清顺治十二年（1655）徐可先、胡世定、傅梦吁所纂修者，凡十卷。后人对苏遇龙重修的《龙泉县志》评价甚高，颇为推崇，称“考据之删繁补略，秩然毕备”，“目列井然”，视之为“准的”。资政大夫礼部右侍郎齐召南在序言中不仅充分肯定苏遇龙知人善任，聘请学识渊博的县学沈光厚执笔，自己身总其成，而且对其亲访邑中穷乡僻壤、探问黎庶疾苦的严谨作风赞誉有加，庆幸龙泉百姓得到一个好父母官。其后的光绪《龙泉县志》修纂者、县令顾国诏自序道：“嗣起所宜增入者，仍踵旧志门类，一一而撰次……书成而附于苏公后，不敢言作”。由此可见，苏志所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情风俗等方面资料，不仅使后人续修《龙泉县志》有所因循，且可供当今研究龙泉历史佐证。该志虽也有不少舛误，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
除了修志这样浩大繁复的工程外，苏遇龙还不辞辛苦遍访民间，广为收集先贤遗作，如王毅的《木讷斋集》、叶子奇的《草木子》都经他亲手校正刊行。在《草木子》重刻本序中，他直言“独怪《草木子》与《郁离子》同郡、《龙门子》同时，而显晦迥别，天将各有以位焉。”“使《草木子》参赞枢密，新一朝之典制措施，当不让《郁离子》；既不然，珥笔翰苑，纂修元史，必不至于断烂朝报，又岂亚《龙门子》乎？”毫不掩饰地点明只因叶子奇官职太小，才埋没了满腹才学，并大声疾呼：“天胡然使黯淡空山而徒成一家之言也！”身为体制中人，敢于针砭时弊，言他人所不敢言，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与胆量，也足见其率真之性和独立的人格。
“案无留牍，风清盗息，民皆安堵”，苏遇龙治下的龙泉，呈现出和谐安定的全新气象。在处理复杂的疑难案件时，他沉着冷静、游刃有余，显示出超群的能力，心思缜密的他总能明察秋毫，至今在安仁镇百姓仍津津乐道他明断仁山书院田亩被侵吞一案：仁山书院（安仁镇中心小学的前身）由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知县叶竦倡建，嘉靖三年（1524年）知县朱世忠指令项楞入田建造校舍，会同项尚达、刘尚城等出钱建立。岁久故址淹没，田亩亦被经管者侵蚀殆尽。清乾隆年间，乡民控告该村刘天培侵吞田亩，知县朱绶受理此案，不辨曲直，判处刘天培罚银百两。刘不置辩，慨然与之。乾隆二十五年，苏遇龙因公赴安仁，乡民仍向其控告此案。苏经过调查，纯属冤案，给予平反纠正。同时根据税册，深入查核原有学田，得三分之一，并会同刘天培在常乐寺左侧重建院舍恢复讲学。复建的仁山书院有两幢院舍，四周垣墙围之。入门后数步即石拱桥，桥下两边是荷池，清泉曲折而来，复回环而去。过桥历数十级石阶即讲堂，门额高悬“仁山书院”横匾一方。书院风景优美，环境清幽，实为读书的好去处。院内有奎阁凌云、讲堂化雨、古樟翻风等八景，成为当时胜迹，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此事载于当地的乡土教材，虽难确考，但苏遇龙改建仁山书院却是有据可查。
乾隆二十六年，云水渠被民侵占，堙塞，知县苏遇龙亲自查勘得复，并督促浚通；乾隆二十四年济川桥毁于洪水，二十七年苏遇龙向上申请重修……，史料中不乏这样精辟的记载，在龙泉任职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遇龙称得上是殚精竭虑、勤勉之至，只为了惠泽一方百姓。所以在他离任时，士民依依不舍，夹道相送。在百年之后重修《龙泉县志》时，编者也不忘补上一句“士民至今思之”，正应了“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那句老话。
在调任江西德兴县令后，苏遇龙仍念念不忘龙泉这片热土，他在乾隆三十九年撰写的《文昌祠记》一文中，就曾提及龙泉，并在文末自署“赐进士出身文林，即知德兴县事，前任浙江龙泉县庚辰壬午辛卯甲午四科同考官，关中德水苏遇龙撰。”，深情眷恋的依旧是龙泉的山山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