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以临事之暇，偶拾《龙泉县志》，审其最后编修，系在清光绪之际，既多疏略，复相距数十年，尚无继起续修。其地方兴革、人物变迁等等，均无记载昭示后人。益国难抗战至今，昔虽浙南僻邑，今为闽赣要冲，关系非细，若不加以辑修，恐将湮没无闻。每念及此，弥增兴感。是重修之举，已急不可缓。”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任龙泉县长徐渊若（江苏省江阴县人）致函当地著名乡绅吴梓培，邀其出任《龙泉县志》总纂。这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曾经的浙江大学教授，前一年三月刚到龙泉县府接印，此刻一定是感慨万分。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龙泉修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宋嘉定二年，县人何澹修成县志，惜已佚。元代无修志的记载，明代先后三次修纂县志，均佚。清代修志风盛，朝廷令各省、府、州、县六十年修志一次，龙泉曾修志三次，补刊二次，有顺治十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光绪三年三个版本的《龙泉县志》行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抗战胜利已指日可待，但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满目疮痍、百业凋敝，地处偏僻的龙泉也概莫能外。此时提出重修《龙泉县志》，绝非徐渊若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感于龙泉这个昔日的文献之邦，如今已寂寂无闻。况且即便日寇入侵，国难未平，国民政府对修志及旧志收藏保护一事依然重视有加。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六日，浙江省政府训令：内政部开列尚未检送县志清单，令饬最短时间尽量检送，免遭毁灭。十二月内政部又颁发《修志事例》概要，嗣后浙江省颁布了《市县修志组织规程》并向各县市觅购县志，毗邻的福安（现福建省福安市）、龙游、江山等县也向龙泉购买县志交差。次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公函称：本校大学部行政系资料室，现需各县县志以供参考。几道指令接连下达，龙泉县政府疲于应付，因旧志存书不敷，欲觅光绪县志木板，以重刊县志，而木板现存于何处何人保管不得而知。于是急忙派人四处打探，踏破铁鞋，终于在三十年六月发现系县民傅如之所藏。九日，即令该民将印板送县府核验，并限其在七月二十日前呈缴县志两部，一部捐赠民教馆，一部作价10元卖给福安县政府。光绪县志木板为何会沦落民间，战战兢兢的傅如之陈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当时的情景，也解开了人们的猜疑。这就不得不提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一场匪患，匪首正是臭名昭著的何金标。
何金标系福建省寿宁县大史乡人。平时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偷窃抢劫，无恶不作。被当地群众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家乡无法立足，他便流窜到顺昌、将乐一带，聚集亡命之徒100多人，继续打家劫舍、烧杀奸淫。后被两县派兵围剿，又流窜到寿宁、庆元边境。民国十八年九月，何金标将目标锁定在相距不远的龙泉，十五日，龙泉县城被攻陷并洗劫一空。百姓无家可归，哭声载道，连县长黄樨贤本人也被匪徒绑架，后以2000银元方才赎回。就此推断，这时的何金标已渐成气候，手下远非往日的区区百人之众。匪徒的根本目的在于劫财，那些县府里珍藏的历史档案，在他们看来无非是一堆泛黄的废纸，于是付之一炬，全部焚毁，光绪县志木板也不知缘何狼藉四散于城隍庙中。不幸中的万幸，这些木板被傅如之无意中发现，粗通笔墨的他念及这关乎龙泉本邑历史文化，价值不菲，乃雇工挑回家中收存。之后仔细检视，才知残缺不全，恐木板受潮霉烂或遭遇虫蛀，每年都要拿出翻晒，可谓是煞费苦心。加之不敢声张，只能偶尔私下印售几册赚些微薄工钱贴补家用。如今接县政府指令，傅如之深知断无推脱之理，只是自己谋生乏术、家境窘迫，配凑一部已心力交瘁，于是斗胆要求赐纸料钱10元。八月九日，县长批示：仰该民迅将捐给民教馆一部，随后又指令将县志木板挑回县府保存。
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徐渊若对龙泉地方文史颇感兴趣，潜心研究，任内曾撰写了《哥窑与弟窑》一书，前言中阐明是“为修志作准备”。苦寻光绪县志木板的曲折经历，想必他也早已耳闻，因而倍感弥足珍贵。引以为憾的是光绪四年距今又整整六十六年，岁月倥偬、人事代谢，大量资料却未加收集编辑。重修县志，已成当务之急。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县政府召开第一次修志会议，出席的有徐渊若、叶高、吴梓培、林西园、吴文苑、柳子青、季良康，集中了当地知名的士绅文人。并成立修志馆，聘吴梓培为馆长，项应铨、柳子青为副馆长，馆设民教馆内，后迁廖氏祠堂。准确地说，这是徐渊若任内的第一次修志会议。其实早在民国初龙泉就设立了修志局，十一年知事习良枢向西乡盖竹一带募得修志款876元，后因县议会选举发生各种事端，导致修志局停办，再无人顾及此事，最后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三十三年七月，第六次县政府会议又决定成立修志委员会，公推徐渊若、叶高、吴梓培、林西园、吴文苑、柳子青、季良康为筹备员，遂有了文章开头徐渊若函邀吴梓培出任《龙泉县志》总纂一节，“第念缙绅领袖，德高望重，硕学通才，无逾有道……欲将总纂一席奉屈……”言辞诚恳，求贤如渴的急切之情跃然纸上。
徐渊若所言并非溢美之词，无论是考虑能力还是资历以及其他因素，吴梓培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吴梓培系晚清禀生，1875年生于龙泉八都镇，少时勤奋好学，又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就读，精通诸子百家，酷爱诗词，擅长书法。他生活俭朴，言行重礼，常以儒家教言作为行为规范，为人深得乡里称颂，处属先贤对其评价尤佳，与青田刘耀东、缙云赵明止、松阳吴冠甫并誉为“括苍四皓”。修志原本就是梓老夙愿，抗战初期，浙大于龙泉芳野设立分校，在选址、筹备等事宜上，梓老极尽地主之谊，给予了无私帮助，得到分校主任郑晓沧先生等师生的钦仰，两人交谊笃厚，互相唱和，对研究龙泉人文历史志趣相投，不时探讨，涉猎多年。更可贵的是他秉性认真负责，治事、治学、治史态度如一。为寻访乾隆年间本县著名学者林撝事迹，他不顾自己年已古稀，亲自跋涉到瀑云吴公村林氏出生地探询详情，还不辞舟车劳顿，前往萧山、宁海两地查阅林氏在任教谕（今教育局长）期间的资料，时人盛赞他“伏案写史、笔定千古”。
然而，修志是一项艰苦、浩大、繁杂的工程，仅凭几人之力，显然难以为继，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修志馆发函要求各部门提供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本馆成立兴修县志，志料缺如，而门目繁多，采访甚感困难。惟为室必先求木，欲济川讵能舍舟。端赖群策群力，多予协助，共襄盛举。”虽然此前成立的修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人员、经费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拟聘采访员12人，县参议员、乡镇长、乡镇民代会主席、中心小学校长等157人为当然采访员。预定经费60万元，由各乡镇征募50万元，除中正镇外，其余33个乡镇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任务为2万元至9000元不等。至于能否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在抗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之际，谁也不敢打包票。
事实证明修志并非一帆风顺，困难接踵而至：先是修志馆向县政府呈送开办预算单，共计74020元，县政府认为过巨，减为52000元；继而奉省令，驻馆人员由3人减为2人，后虽有增补，亦不过两人而已；更无奈的是，修志馆拟撰写光绪四年后历任知县、民事长、知事、县长名录，要求县政府提供档案，县政府秘书室函复：“本府档案民国十八年被何金标土匪全部焚毁，无案稽查。”。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七日，省政府电饬赠志书，修志馆复函县政府称：“本馆经费奇缺，未能置办应有书籍，本县志书，虽有光绪旧版，近因物价腾贵，无人印刷。公家既未保留，私人亦少购藏。一时寻觅非易，本馆难以检赠。”可见资金短缺的老大难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尽管修志人员甘守寂寞，勉力而为，兀兀穷年，但客观因素的困扰使他们难以施展身手。八月，修志馆向县参议会报告本期工作：1、草就李张等姓纪略初稿；2、借用刘项等姓族谱；3、采访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4、采访东南要隘；5、编造三十六年决算及报表；6、造送三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会计报表。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似乎可以看出，修志工作尚未形成系统，显得零碎杂乱，与之前拟就的志书章目相去甚远，新志修成仍遥不可及，而经费问题却牵扯了他们更多的精力。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浙江省民政厅令“各县已设修志馆一律改为文献委员会”。龙泉奉令改称，并与三月一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吴梓培为主任委员，项应铨为副主任委员，决定聘请景宁柳景元先生为顾问兼总编纂。柳景元曾当选省议会议员，任景宁县教育局长。抗战胜利后，应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之聘，驻馆采编二年，也是满腹经纶。四月二十日县文献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临时会议，修志工作就此宣告结束。耗费六年的时间，最终也没形成一部《龙泉县志》初稿，遑论正式刊行，给人留下的只有难言的苦涩与喟然长叹……
补记一笔：民国三十七年宁海人干人俊在省通志馆采集龙泉资料，编就《民国龙泉新志稿》二十二卷，内容除因袭乾隆、光绪《龙泉县志》外，补充了民国期间部分资料，尤其在经济、地理方面比旧志详尽。但毕竟未经实地收集考证，讹误时有所见，内容也太过单薄，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县志，现已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