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俊
“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她用坚毅和执著还原历史的真相。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和她相伴的是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她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告诉世界该如何面对伤害，面对耻辱，面对谎言，面对罪恶，为人类如何继承和延续历史提供了注解。”这段央视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王选的颁奖辞，让我第一次知晓了王选的事迹。她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1997年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在东京法庭慷慨陈辞，揭露日军罪行，为受细菌战毒害的民众讨还公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多年来她在这条诉讼之路上克服重重困难，历尽风雨。抗战期间，浙江龙泉爆发的鼠疫也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有关，受害者达千余人，然民间从事调查取证工作开展甚微。女人本是弱者的代名词，可王选却坚强得让全国人民感动。我作为龙泉人，也在默默地关注着她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之路。
去年夏天，我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了一份材料，是曾任民国龙泉地方法院院长的谢诗在1956年12月作为一名管制犯手写的《关于王容海的一切》的说明材料。因为会在网络上关注王选，印象中看过一篇报道，说王选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叫王容海，解放前后一直在法律界工作。通过这份说明材料，我第一次知道王选的父亲王容海民国时曾在龙泉地方法院工作的经历。与这份说明材料一起的还有王容海解放前后，在各地法院任职的司法委任令、自撰简历等等。这应该是五十年代各项政治运动中，对王容海进行审查而从各地外调收集的人事档案，现今流落到社会，被卖家拆开售卖。查《龙泉法院志》，的确有谢诗、王容海的名字，但无更多其它记载。本地的文史资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王容海作为中共党员在龙泉从事地下工作的蛛丝马迹。为解开心中疑惑，我有代表性地选取了三份王容海与龙泉有关的原件购买。第一份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4日，龙泉地方法院人字第762号训令，大致内容是向浙江省高等法院申请准予书记官王容海暂留本院。第二份是王容海于1952年8月8日填写的党员干部简历表，他当时的职务是上海市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第三份是曾与王容海共事的民国龙泉法院院长谢诗在1956年12月作为一名管制犯手写的《关于王容海的一切》的说明材料。这三份材料串联起来，王容海在龙泉工作的前后经历有一个明朗的轮廓，也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民国龙泉地方法院蛰伏着中共地下党员的尘封往事。
王容海1932年始在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看守所等部门谋职，1939年7月秘密入党，候补期3个月，同年10月转正。1941年冬回老家义乌崇山村料理母亲丧事后，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局势突变受阻，无法返回上海，就在浙江金华地方法院找了一份工作。1942年日寇发动浙赣战役，5月底金华沦陷，法院工作人员被害十余人，王容海亦遭日军俘获，后伺机逃脱，回到家乡义乌崇山村。当时的崇山村正遭受日军细菌战投放鼠疫的灾难，每日都有人感染和死亡，且蔓延四处，王容海家中八位亲人包括他唯一的的弟弟也都死于这场鼠疫。1943年5月，王容海奉浙江省高院令，到龙泉地方法院任候补书记官，他带着家中唯一幸存的15岁妹妹王容仪来到龙泉，1945年9月调任浙江高等法院书记官。在龙泉的两年多时间里，王容海蛰伏在国民党的地方法院工作，关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问题，他在党员干部简历表中写道“当时浙江龙泉地区无我党组织，无法接上关系”。王容海的情况说明，我在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龙泉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一书中找到佐证，书中记载：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迁驻浙江龙泉，加紧反共活动，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龙泉全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龙泉革命活动处于非常困难时期。中共龙泉县委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942年4月撤离龙泉县境，全县党的基层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
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山城龙泉，王容海没有开展地下党工作，不易暴露身份，然而1944年夏却被龙泉县警察局秘密逮捕，后经法院院长谢诗等出面担保放回。谢诗在材料中说，他和王容海自金华法院开始共事，关系并不密切，但他也怀疑王容海可能是共产党，理由很简单，王容海的行事风格与他先前亲友中的共产党员很像，如对金钱不斤斤计较，对事情有主张不大肯放弃自己意见，做事勇敢肯吃苦等。金华沦陷后，劫后余生的法院人员一路躲避日寇和盗匪，流亡至宣平，谢诗说“尤其一件事更使我起疑心的，即是他住在宣平一寺庙内时，……那天晚上……王容海自告奋勇找到一把长柄的大斧头，睡在最外面。他说，如果真来，有他打头阵。他这点肯牺牲的精神，是我对他起疑心的开端，也是我对他起敬佩的开端。所以他（在龙泉）一被捕，我就更疑心到这上面去。实际上也仅一些疑心而已，并不能肯定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谢诗对王容海的人格肯定是欣赏的，所以他愿意出面营救，当浙江高院调人时，他又签署训令要求王容海暂留本院。谢诗尚且怀疑他，敌人就更怀疑了，可能时时盯着他，当他与苏北同乡通信，很快就遭到国民党特务审查，怀疑与新四军联系，幸好书信措辞谨慎，经谢诗等人担保营救，化险为夷，不然命悬一线。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王容海离开龙泉地方法院，调任浙江高等法院书记官，1946年1月又调任上海高等法院书检察处主任书记官，参与审判曾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长、立法院长等职的大汉奸梁鸿志一案，并与地下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解放前夕，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的特殊身份，参与解救关押在监狱里的政治犯，上海解放时，随陈毅元帅接管旧上海司法机关，参加了新中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王容海在党员干部简历表家庭状况主要成员一栏里所填写的“一女未取名”便是王选，王容海当时已有37岁，步入中年的他解放后才娶妻生子，人生坎坷足见一斑，他将刚刚两天前降生的女儿作为家庭主要成员填写，可见有多么开心和喜欢她。此时的王容海壮志满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为纪念即将颁布第一部《选举法》这一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他还将这个女儿取名为王选。然而好景不长，王容海后被打成右派，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4月，上海市律师协会恢复建立，王容海担任了该协会的副会长。文革中，不满17岁的王选到老家义乌崇山村插队，后来才上大学，又赴日留学。本来还打算再去美国留学，在读到了《日本时报》刊载的一篇有关细菌战的报道里，写有崇山村这个让她怀念的村名，马上放弃了赴美计划，全身心地投入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事务中，至今执着。22年来，王选奔波于中日之间，和中国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及日本和平团体、人士进行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历史调查，她说：“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今年夏天，出于对王容海父女的敬仰，我将这三份材料无偿捐献给了王选，为它们找到最好的归宿。九月初，王选发来微信告知，国庆期间将带学生来丽水进行细菌战的调查，届时抽空来龙泉，看一看父亲工作过的法院旧址。我告诉她，当年他父亲工作时的龙泉地方法院旧址在今中山西路的老文化馆内，原貌已不复存在，但院内当时就在的两棵松柏依旧青翠，你父亲见过它们，它们也见过你父亲，你父亲当年与组织失联而孤苦的心情，所有人都不知道，唯有它们知道。
人物链接：
王选 （中国社会活动家），女，1952年8月出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后回到义乌中学当教师，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王选入选《南方周末》《中国妇女》等评出的2002年年度人物、“CCTV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人物图片、资料来源于“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