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
忽然想起有线广播，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忘怀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半个世纪了，依然挥之不去。
我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在那“通讯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朝夕听到最多的就是鸡鸣犬吠。1968年，村里决定安装有线广播，从我村到乡政府驻地有30里地，一路山高林密，安装有线广播先得开辟一条线道，然后装上一根根线柱，就算30米装一根，全程至少要500多根线柱。这可算得上村里当年的一项大工程了。
线拉进村后，为了试听，在我家大门口装上了全村第一个广播。只见县广播站的师傅拿出一只黑色牛皮纸做的东西，形状如碗，底部有一块圆形的磁铁，上面绕了些铜线，碗中间还有一根短短的细针尖，若用手拨弄碰撞牛皮纸就会发出嘚嘚的声音，清晰悦耳，立体感超强。从碗底引出两条线，一条与乡政府拉来的线相接，另一条接在一段插在地里的铁丝上，因为地面很干燥，还要在接地的铁丝边缘浇上一勺水。中午11时25分，广播里响起了雄壮的《东方红》歌曲，全村老少不少于一百人站着听着，“龙泉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今天第二次播音”一个中年妇女讲着地道的龙泉话，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大家都觉得十分神奇。尤其是她每天播送的天气预报，更让村里老人们难以理解。明喜伯说，这个宅眷便是神仙，说晴就晴说雨就雨，胜过三国时诸葛孔明。
当时的农村，除几个时尚的年轻人有手电筒外，有线广播可以说是各家的一件重要“家电”了，大家对广播都十分珍爱。我二哥是木工师傅，为家里的广播做了一精致的木匣子，将喇叭放在里面，正面中间用钢丝锯锯成一个五角星，内衬一块红布，很是漂亮，后来全村基本都用这模式做起了广播匣子，有的还涂上油漆。
我是听着广播长大的，每天清晨，广播响起悦耳的《东方红》歌曲，把我从梦中惊醒，每天晚上我们全家都躺在床上听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后，恋恋不舍地听着广播里那个中年妇女说“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再见”。
我母亲几乎是被播音员的声音所陶醉，不知多少次说，有机会去县城，一定要看看这位妇女是怎样播音的。1969年冬天，大哥应征入伍，母亲送他到县城，在大哥的陪同下，母亲还真的去县广播站参观了一番。
那时候，有重大的新闻都是通过广播传播的，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全村人在广播下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追悼大会实况，父亲等一大批老农民听着广播，泣不成声的情景。
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八，下了一场大雪，村里的广播不响了，很多村民向我父亲（村干部）报告，说广播不响了肯定是广播线被树枝压断了，过年了没有广播不行。于是村里组织骨干民兵，冒着寒风大雪沿线查巡，把广播线接上。
后来，广播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各乡镇都设了广播站，乡里的有关通知都通过广播播送。我二姐当时是代课教师，也许是二姐讲话字正腔圆，加上我父亲当村干部30多年等因素，被乡党委选为乡广播站播音员，这真是我家的一件大喜事。每天夜晚县广播结束后，乡政府都有广播内容，夜晚我们躺在床上，听二姐播音，感到十分亲切，父母也感到十分欣慰，几年下来，全乡人都夸我二姐播音播得好，二姐的名字也在全乡家喻户晓。
在那文化娱乐生活十分枯燥的年代，收听广播就成了我每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但最让我难忘的是1981年7月底的那次收听，那年我参加高考，考完后在家里等消息,那些年，招生办把上线人员名单电话通知到乡政府。由乡政府通过广播通知到考生，能在广播里念到名字的，那可是农民子女的一件大喜事啊！它预示着你将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在我焦急而又耐心的等待中，这一天，二姐终于播出了我的名字，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甭说有多高兴。当即起身，2小时蹦到30里外的乡政府驻地，确有诗圣当年“却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般的狂喜。
“金线绕重峦，银声传山源。清晨歌日出，良宵唱月园”作为当年听到村外声音的唯一工具——乡村有线广播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今，康庄路拉近了城乡的距离，wifi让城乡视听同步。电视新闻、《今日龙泉》报纸、“掌上龙泉”微信公众号等，形成本市强大的信息传媒矩阵，让村民身在小山村眼观大世界。近年来，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昔日的穷乡僻壤，现已成为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古宅、古庙、古井、古道都得到了保护性修缮，充满了古村韵味，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