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来到一个名叫潘山头的小村落教书。那是一个只有十几户农家的小山村，各户人家的房屋之间连着羊肠小道，隔着山塆山岗。那儿山高林密，偏僻封闭，开天辟地头一次办小学。
作为第一任老师，我颇受村党支部书记陈佑叔和村民的尊重和信任。村里有红白喜事、新屋落成都少不了请我到场，一切该动笔的事，如写对联、记帐等全由我来。每逢这种时候，全村在一起喝酒吃肉、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村民家中杀猪、散小猪、定亲、开礼单等事，也一定请我去吃饭、帮忙。
我的学生青一色都是男孩，最大的那位与我同为十七岁。小家伙们愣头愣脑，自小在山里爬滚，从未受过正规教育，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山伢子。
当年，我长得不高，与我同龄的那个名叫“天养”的学生还比我稍高一点儿。起初，我任命他为班长，他也能履行职责。但是，这孩子有个抽草烟的坏习惯，年方十七，却已有九年的“烟龄”。为了他好，我不知多少次耐心地劝导，和他说了吸烟有害健康的道理，并要求他戒烟，可他根本听不进。
这一天上课，他又开始抽烟，呛人的烟味弥漫教室，同学们咳嗽起来，我从讲台上走到他的跟前进行制止，他根本不在乎。我感到这样有失教师尊严，就伸手去取他的烟筒，不料他死死攥住不放。一气之下，我将他一抱，顺势把他掀倒在地，并强行缴了他的烟筒。
我的举动使山伢子们惊呆了，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下课后，我一言不发，送天养回家。我对他的父亲根儿伯说：“你的儿子我教不了，不教了。”根儿伯一边骂儿子，一边留我吃饭并替儿子求情。最后，我同意让他继续上学，但上课一律不准抽烟，父子俩欣然接受。
学校设在离村约一里地外的社庙里，一块黑板加两张八仙桌，是学校的全部家当。庙门前有一块草地，我带领学生们把它开辟成一个小操场，一下课就在那儿列队做操，搞得生机勃勃、热火朝天。可遇到下雨天，我们下课了也只能呆在狭小的庙里，心里实在闷得慌。
于是，山伢子们争先恐后地把我脸朝天平抬起来，在教室里来回地转，口里还不断发出“嗡、嗡”声，谓之“坐飞机”。玩腻了，我们又爬到神龛上在佛像间钻来钻去，一不小心把一尊佛像给弄倒了，扶正佛像后，我看到神龛里有一层厚厚的灰尘，便把几个佛像移到一块，然后拿扫帚把里面打扫干净。不料这事犯了大忌，受到村民批评。
玩归玩，我每天晚上都认真备课，上课也十分认真，心里恨不得把自己那点文化知识统统搬给山伢子们。
作为村民眼中的“知识分子”，当年我的工资很低，生活也很清淡。但我心里牢记父亲的叮嘱，自己更要学习。在备课之余，我每天坚持写日记、自学。山里人一般晚上七点钟全都关门睡觉，我则在煤油灯下，面对寂静的夜晚，起码要学习到夜里11点以后才会上床休息。
我听说，昔日的“山伢子”们后来都成了村里“有文化”的骨干：有的当了村干部，有的成了老板。可惜我们师生一直都没有联系和碰面。眼下，他们也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心里挺想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