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登)
国际视野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联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项目专员、高级规划师 安娜·宝拉·波娜博士
我来到龙泉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非常热爱陶瓷，二是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因此，我也有理由来到龙泉。
我在上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城市建筑和文化景观的研究。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过去的研究重点聚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景观上面。我对欧洲、意大利的景观非常熟悉，但是在中国，我似乎看不到这种文化遗址，而且我发现中国的大型城市过去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就在想那这些中国文化遗产到底在哪？中国有这么悠久历史的那些遗产到底在哪？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看不到这些遗产的存在并不代表中国没有此类遗产，只是中国的情况更为不同一些，在发现它背后原因的过程当中，让我感到很着迷。对中国的文化更深入理解，对他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对他每天生活的浸入式体验，即使我可能看不到文化遗址存在，但是却能感受到文化本身无处不在，所有的文化遗产是存在孩子们每天早上诵读的唐诗当中。每天早上，我走路到上海同济大学的办公室，我都能听到孩子们在朗诵唐诗。唐诗，也在书法中体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书法，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法之一。在研究当中，我还听到当地人给我朗诵的优美的歌声，所以我以这样的方式发现了中国的文化遗产，逐渐能够意识到中国所拥有的庞大文化遗产的发展。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并不是刻在石头上或者是以任何一种收藏品身上所体现的，而是活在人们身上的。在中国的生活，让我真正对文化遗产的概念发生了改变，让我对文化遗产的感知都发生了变化，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力。
现在我们知道，文化遗产并不止步于所有的遗址或者是收藏品，它是鲜活地表现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祖先把文化遗产和传统通过血脉流到子孙后代的身上，无论是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等都很好地体现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不是完全由文化的宣言所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流传其身代代相传的知识技能体现出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公约——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国际工具。1972年，联合国公约开发了一系列对于文化遗产的认定、展示及注册，进而体现文化遗产价值的体系，该公约也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他对文化遗产定义和表达也变得更加深入。中国在1985年的时候加入了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现在中国一共有135个世界遗产地点，而只有意大利，也就是我的家乡比中国多1个遗产。2003年，国际社会就承认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为此，也创立了文化遗产公约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法律和程序性的框架公约。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创立，是希望能够保护一个社群，一个组织，甚至个人所认为的对其文化遗址保护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在宣言当中如是表述，无论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在2004年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现在已经有着39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13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包括地方政府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希望能够更好的传承过去的文化遗产，而今天举办的论坛也正好印证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持续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经历让我对文化遗产的概念有了一定的改变，虽然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丰富的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文化遗产并不会止步于收藏品或者遗址，更多的是通过知识和技能让他代代相传，更多的是渗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文化遗产并不是既有的东西，而是通过社会不断的蝶变而形成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是止步不前的，是我们人类的身份象征，是国家的身份象征，是文化延续的一种元素。
近几年文化遗产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现在大家都明白，文化拥有着多重的含义，文化是国家身份象征的核心要素，而正是在文化之上，才能够构建更好的社会，更好的明天。
龙泉青瓷——世界陶瓷的典范
景德镇陶瓷大学名誉校长 秦锡麟
陶瓷是人类文明的坐标。早在新石器时代，牛门岗遗迹就开启了龙泉的陶瓷文明发展史。在中国陶瓷史上，龙泉窑举足轻重，它融南北瓷业技术和瓷窑文化，在“官窑”和“民窑”不同文化层相互碰撞中，博采众长，集青瓷技艺之大成，在宋元之际把青瓷烧制技艺推上历史巅峰。虽然龙泉窑在清末、民国时期处于濒危，但在新中国周总理的关怀下，在当代又走向中兴。龙泉窑火历经1700年递代承传，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的生命力，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棵常青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和世界陶瓷的典范。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龙泉窑开创的“哥窑”“弟窑”青瓷，以鬼斧神工的传统技艺、如翠似玉的精美釉色、端庄典雅的精典造型影响着东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在人类陶瓷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世界商贸文化交流史中对人类产生着至深的感召力。
从宋代庄绰《鸡肋编》所载的“制样需索”，《大明会典》所记的“定夺样制”，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所录的“……县官未尝见也”，以及清乾隆大量款题龙泉青瓷，可见早在宋代至明代，龙泉青瓷上等产品即被列为贡品，或按规定样式生产官器。在宫廷审美的带动下，龙泉青瓷工艺上的成就受到历代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宋代以来，在“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政策激励下，龙泉青瓷开始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从东非肯尼亚的古迹考古，新安沉船、南海一号水下考古，江苏太仓港口考古，遂宁金鱼村窖藏发现，以及海外各大博物馆的馆藏大量龙泉青瓷等，足以说明宋、元、明时期龙泉青瓷是我国瓷器外销的大宗产品，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主流产品。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于此多有记载。龙泉窑在元、明时期迅速扩张，大量出口，影响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甚至东南亚国家的瓷业发展。其窑业之盛、分布之广、技艺之精、产量之丰、延续之久、影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龙泉青瓷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被学术界推崇为宋代五大名窑和宋代八大窑系。龙泉青瓷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青釉配制、多次施釉、厚釉烧成、开片控制四大独特传统烧制技艺。青釉配制从石灰釉到石灰碱釉的改进，成就了“粉青”“梅子青”的精美釉色；素烧和多次施釉的工艺技术，创造出质美如玉的青瓷而解决高品质的审美需求；厚釉青瓷烧成体现出肉眼判断窑内温度气氛的火控技术和经验；开片控制技术，使材质美、自然美、装饰美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原国际陶协主席珍妮特·曼斯非尔德女士曾说：“龙泉青瓷的唯美釉色是国际陶瓷的标杆。”以这种独特技艺生产出来的高品质青瓷产品倍受世人的推崇珍爱。
龙泉青瓷散发着温文尔雅、超凡脱俗的气质，形成了温润、沉静、典雅、清远的审美特征。亘古不衰的龙泉青瓷，其内在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于人文精神的有力支撑，其中凝聚了儒、道、禅传统文化思想，将中国传统自然观与人文精神高度地统一于一体，体现出典型的东方美学意境。
孔子云：“夫玉者，君子比德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具有仁、智、礼、义、信的完美人格意向，玉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审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宋代，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青瓷之美，绚烂之极，又归于平淡，与玉的品质极为吻合。所以，比德尚玉是龙泉青瓷的核心审美价值取向。釉是龙泉青瓷之魂，釉色之中饱含着窑匠们对大自然独到的感悟，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纵观历代龙泉青瓷产品，器物造型流畅和谐，形体变化伸缩适度，上下呼应对照，左右对称均衡，主次明确，比例匀称，刚柔相间，体现着一种圆满中和的美。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构成上，龙泉青瓷既注重材质本身的自然，同时也极为重视作为主体人的介入，平淡简约、如冰似玉的青瓷风格正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因此，龙泉青瓷品格一方面得益于龙泉的青绿山水和原真材料的秉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巧夺天工的青瓷技艺及人文精神的倡导。
作为“人类非遗”的龙泉青瓷，它填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陶瓷类的空白，彰显了中华文化，也标志着龙泉青瓷将背负更崇高的历史使命。龙泉举办世界青瓷大会体现了龙泉市委、市政府在“人类非遗”背景下的国际视野、公约履行和历史担当，希望龙泉青瓷在步入新的发展里程中，秉承传统，不断创新，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打造人类非遗质文化遗产传承典范。
聚力持续创新 助力产业复兴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山东淄博华光陶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同强
华光陶瓷1961年建厂，五十多年来，建立了以品牌经营为主导、自主创新为支持、精细管理为保证的经营运作体系，努力打造中国高端陶瓷领先品牌、世界陶瓷知名品牌，发展方式实现了从低水平规模扩张，到高质、高端、高效内涵发展和向陶瓷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性转变。
品牌是企业长期发展历程的沉淀，折射的是企业的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只有产品没有品牌，或者只有贴牌而没有品牌的企业，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无法延续发展的。
雀巢咖啡有个经典广告画面：紫色的咖啡盛放在一只别致的杯里，这只咖啡杯外方内圆，红彤彤的釉面宛如飘扬的国旗，浓浓的咖啡香气四溢。这只咖啡杯已经陪伴雀巢咖啡几十年，是雀巢咖啡的亲密伴侣，而这只咖啡杯的生产商，始终都是华光陶瓷。
品牌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支柱。只有重视品牌，构筑自身发展的灵魂，中国的陶瓷企业也才能从目前的“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级公司”。中国是陶瓷生产大国，但没有与大国相匹配的世界品牌。面对中国高端市场备受国际品牌的挤压及国内陶瓷行业低质、低价不良竞争的态势，华光在90年代中期就制定并实施了明确的品牌经营战略——不在低端抢市场、面向高端争高低、加快速度创名牌、高端市场争第一。
青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宋代五大名窑有四大是青瓷，但传统的青瓷准确的概念是“青釉瓷”，也就是它的青来自于表层的釉面，而华光自主研发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华青瓷，是坯体在窑炉的烧成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青色，也就是窑变青色，他的釉子和原料配方中不加任何颜料和色剂。它由里及外所散发的青色更加清澈通透、朗润晶莹，通体散发着春意盎然的气息。
华青瓷的文化魅力，来自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国尚青文化的传承和续延。青色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色，也是中华文明血脉的生命之色，它象征着春意与盎然，象征着希望与开始。中华青——华青瓷，它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未来与梦想，在表达着当代人心灵渴求的同时，也深深融汇到了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里。华美绽放的华青瓷《千峰翠色》系列用瓷，以它全新的材质、精湛的制瓷水准、高雅的文化格调、清新的创意设计传递着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融与互应。“华光”瞬间引发全球的关注与热议，这是华光国瓷的荣耀，更是中国陶瓷的荣耀。
华光国瓷以高端陶瓷需求为主流消费人群。我们建设了华光国瓷艺术馆、旗舰店，在一线城市高端商场设立专柜，提升终端品牌形象，成为人们了解当代陶瓷文化和华光品牌的重要窗口，让淄博陶瓷当代国窑的名片更加闪亮。
华光国瓷坚守自主创新。一是材质创新，自主研发成功天然矿物骨质瓷、华青瓷、华玉瓷三大世界独有的高档材质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二是釉面创新，自主研发成功无铅釉、抗菌釉两种世界独有的釉面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三是产品设计创新，坚持传承国粹、播撒清新、瓷悦生活的设计理念。
骨质瓷最早产于英国，历史上曾是宫廷专用品和贵族收藏之珍品，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号称“瓷器之王”和“皇家用瓷”。英国骨瓷是以煅烧动物骨粉为主要原料，而华光自主研制的天然矿物骨质瓷采用的是天然磷矿石和石灰石经高温煅烧合成，其瓷质细腻通透，釉面光滑润泽，产品的透明度、强度、热稳定性等诸项指标均超过英国传统骨瓷标准，在原料和材质上有效保障了陶瓷产品的健康品质。
华青瓷是华光在材质创新上的又一座高峰，华青瓷只有现代科技才能达成的制瓷境界，实现了对传统青瓷工艺的突破，既蕴含了中国传统青瓷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尚青”文化，又更好地辉映了时代高尚主文化的审美情趣。华玉瓷是华光历经三年，经过上百次的实验和研制，于2016年开发成功的崭新瓷种——女士专享用瓷，取材天然，温润晶莹，瓷质如翡，肤如凝脂，与现代女性知性、优雅、精致、内敛气质格调相得益彰。
绿色、健康是世人最为关注的重要话题。华光应用纳米技术，率先在国内日用陶瓷行业推出高灭菌率的陶瓷新品种——华光抗菌瓷，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检测，该产品对大肠杆菌、黄色葡萄球菌的杀抑率达到100%。2006年4月，华光高光泽度无铅釉研制成功用于规模生产，成就了当代陶瓷界的天方夜谭，并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华光国瓷是中国陶瓷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我们将凭借先进的创意设计理念、面向世界的品牌战略和卓越领先的材质，不忘初心和使命，为满足人们更加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提供更好更多的陶瓷艺术精品！
重新发现蓝色中国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
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农业文明国家，也是一个“蓝色”的海洋贸易发达国家。本次发言仅选择唐宋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为对象，讨论中国曾经有过的海洋贸易的辉煌。
通过查资料，我们看到：从公元八世纪起，《广州通海夷道》中的亚非航道已有中国船为最大之说。爪哇和印度的魁朗，是唐宋时期的国际贸易中转港口，但中国海泊已不在此装卸货物后就返程，而是稍事泊碇后，又续航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以至东非海岸。在公元8世纪的巴格达城，因唐船体积庞大，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大船。宋人周去非说，中国远洋海船离开中国港口，“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凡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之生死于度外”(岭外代答)，这种客货两用的商船，载量当在千吨以上。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愁浅水(岭外代答)。这些古文献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唐宋时期中国的海船一度称霸印度洋，是印度洋上最大、最安全的船只，在当时，不仅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的船只，到中国来进行商贸，同样也有中国船远洋到环印度洋的各大港口去进行商贸活动。
从六世纪开始，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的格局由两个重大事件的出现而改变。第一件事是中国大运河的修建完成。中国的黄河长江以及这两大河流的支系，通过人工建造的大运河得以沟通，开辟了一条贯通全国的，既便宜又安全的水上通道。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各行各业可及的市场，因水运而扩大，此为陆运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水运交通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达，同时也促使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进步，使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
这样的航运能力促使当时的中国手工艺品得以运销到世界许多国家，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制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窑口巩县窑，其位置正处于洛水与黄河交汇的洛汭地带，这里曾是沟通北方大半个中国的漕运枢纽。陆上，从巩县窑址向西南，经轩辕关即达唐代大都会东都洛阳，洛阳当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成为巩县窑产品陆上输往西域和欧洲的重要通道。
长沙窑是唐代又一出口瓷器的重要窑口，其生产的釉下彩瓷器远销亚非不同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处于湘江附近，其产品从湘江到洞庭湖，然后达长江进入海外。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越窑，更是属于明州地区，明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这种便利的水运交通，让中国的瓷器通过国内的人工及河流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到达内海然后穿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走向欧亚非大陆。
如果说，隋唐时期中国大运河的出现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那么，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广泛的伊斯兰教的世界则是第二个大事件。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接管波斯，此时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来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国家，造成西南亚贸易区全面重整，统一在伊斯兰旗下。这样的统一体使这个地区变得日益强大，并以此为力量渗透到周边国家。8世纪起，西南亚船舶开始来到广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种外国货轮，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如果说，在唐朝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尚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并进，但到宋代由于西北地区战乱不断，陆运困难。朝廷比唐代更重视海外贸易。北宋初年朝廷就在杭州设立两浙路市舶司，以辖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此时的国际海路，开始有中国商人参与，他们和阿拉伯人一起，成为中国与印度洋两地贸易的主导者。
到南宋女真建立的金国征服北中国，结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金国又击败契丹辽国，几乎切断了宋帝国与中亚的所有接触，从1126年至1279年蒙古灭宋为止，中国君主只能从长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临时国都，治理他们残存的帝国疆域，统治面积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强权横亘阻绝，丝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转身，迎向海洋。1087年。继广州、杭州和明州以后，朝廷在泉州建立了第4个市舶司，从此泉州成为对外交流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承运商充分利用穆斯林商人的知识，开始加入海上贸易的队伍，最有代表性的有广东商人、浙江商人、福建商人，其中以福建商人的队伍最壮大。
南宋时，皇家册封福建商人信仰的妈祖为天妃娘娘，代表了对福建商人业绩的肯定，从此所有海上运输的商人都奉妈祖为保护神。到宋代开封城市人口迅增到100余万，城市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是繁荣的城市生活需要有更丰富的商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富裕的生活。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更利于手工业的生产，这些产品也需要有对应的城市来进行财富的交换。
为了物质交流的便利，沿海一带的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陶瓷生产为例，宋代中国的外销瓷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福建和广东就在沿海，而江西和浙江都可以通过福建入海口。如福建东北部与浙江、江西接壤，龙泉窑主要产区的大窑窑区，经过很短的陆路，即可进入闽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镇属信江水系，与闽江水系的上游邻近，可经过一段较短的陆路转入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海。这样的交通，导致处于福建省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一座国际性的重贸易港口。
尽管从唐代开始，中国的瓷器就在欧亚非旧大陆上贸易和流通，但在这之前，并未踏进美洲大陆还有大洋洲群岛，即使在欧亚非大陆，由于欧洲的路途遥远，中国的瓷器从未真正满足过欧洲人的需求。但自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切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在历史上，中国并非只有黄色文化，曾何几时我们的蓝色文化也很发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某种可称为“黄中国”对“蓝中国”的紧张关系之中。前者代表黄河、长城、农业优先、大陆至上、漠视海洋世界。后者则意谓长江下游、市场经济、长距离贸易、迎向海洋。这两种文化的博弈，最终以黄色文化取胜。
从十五世纪末开始，当中国人从海洋退缩时，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却开始了。于是，一场东西方的相逢导致了世界格局的巨大改变，前者是大陆导向思维，遵奉以陆地为根基的权力中心；后者则属海洋导向，以军事武力为后盾开创海上商贸事业，最后以后者胜利而终结。这一后果到今天都是中国人的心结，这一心结让我们认定，中国只有黄色文明的历史，而没有蓝色文明的历史。
但当我们今天重新面对“一带一路”区域，我们看到的是，在历史上蓝色的中国和黄色的中国一样强大。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我们不仅要打开大门，还需要重新研究我们的历史，那是我们曾经向今天走来的路。我认为历史是不会死的，它是在不断地游动，只是有时我们会疏忽它的存在，看不到它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和唤醒历史，并以此来看看通往未来的路。
记者项素兰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