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1月1日， “丽水龙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始地”暨“龙泉窑考古·陈万里龙泉田野访古90周年”论坛在市政府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国内外7名专家学者分别就龙泉窑的历史、龙泉窑的考古历程、陈万里对龙泉窑考古调查的贡献、龙泉窑的海外发现以及瓯江在龙泉窑发展中的作用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和看法，进一步理清了龙泉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始地的历史渊源，明确了龙泉窑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通过2006年窑址发掘，我们发现及认识到一批明初的瓷器，其中明洪武时的瓷器有292件，占整个瓷器总数的23%。其中龙泉窑瓷器就占到了99%，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龙泉瓷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出口的瓷器都以龙泉窑为主，特别是在元代到明初期间，输出品主要是龙泉窑瓷器，特别是明初，它占了绝对的优势。
从以往到明代早期输往中东地区的瓷器中，可以看到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不太一样。非洲发现的是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瓷器的组合，而在东南亚地区主要是福建地区生产的质量比较差的瓷器，那么相对来说在非洲发现的器物质量比较高。这一方面表明商人会把精美优质的瓷器运往远端地区，因为它航行时间长，需要用最高价值的东西到远端去换回中国所需要的物资。
早稻田大学保管的868件中国瓷片中青瓷是664件，白瓷是151件，属于13到14世纪的瓷片数量是697件。这是日本考古队发掘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龙泉窑青瓷占81.77%。
福康宁遗址出土的龙泉瓷器，有元青花、罗盘，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科技。在遗址中青瓷器数量最多，据相关专业人士1989年的统计，福康宁遗址出土中国瓷片8756件，其中5862件是龙泉窑瓷器，占了67%，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重要的。
从今年日本学者对九州和琉球出土的11到14世纪陶瓷制作的详细登记表中发现，九州发现的13世纪初到14世纪初的中国陶瓷种类，以龙泉青瓷占绝对优势。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初，龙泉瓷器经常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起出土，这是研究龙泉窑瓷器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
南宋末期时，龙泉窑还不占多数，最重要的输入品是景德镇青白瓷。一直到元代，龙泉窑才逐渐占了上风；元代后期到洪武早期，是龙泉窑的顶峰时期，输出量很大；明代初期，一直到14世纪，宣德末年，属于持续繁荣且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宣德末年，明朝政府实施严格的海禁。
从各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数据看，龙泉产品在外销产品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半数，其中在淮阳窑遗址一般达到80—90%，也就是说在整个元代时期，龙泉窑是外销最重要的主力军，和龙泉窑同出的主要是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青花瓷等。
沈岳明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
1928年起，陈万里先生开始对龙泉窑进行实地调查，黑胎青瓷是其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从2010年开始，通过几年专题调查，我们发现除溪口和大窑之外，在龙泉的南区、东区也发现了烧制黑胎青瓷的痕迹，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龙泉黑胎青瓷是有一个从薄到厚、从开片到不开片的发展过程，这持续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南宋时期龙泉窑烧制黑胎青瓷外，在大窑的窑厂里，我们发现了元代时期也烧制黑胎青瓷。
1928年，陈万里先生首次到龙泉考察，开启了对古代著名窑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新时代，使人们对古代瓷器走出了纯粹雅玩的固定思维，瓷器也因此有了史学的价值。中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六大重量级考古机构，对龙泉青瓷考古进行了长时间的发掘。在1981年浙江金华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提出，这是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也是陶瓷考古大规模崛起的一个标志。这两个开创性的工作都是在龙泉完成的，这就是龙泉的了不起。
瓦窑垟窑址发掘出的产品，其特征与文献中记载的哥窑特征完全吻合，所以哥窑在龙泉已经成为业内的一个共识。对其他的一些工作，尤其对海外龙泉青瓷的一个大量的发现，大家被龙泉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当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所震撼。龙泉的产品成为中国古代贸易中的一个大众产品，是迄今在海外遗址当中发现的最多组合。
除青瓷在销往世界各地外，我们还将龙泉窑的烧制技术传向世界。在东亚的日本、南亚的泰国、西亚的伊朗、北非的埃及等地，我们除了发现大量的产品标本以外，还发现了在当地烧造龙泉窑产品，或者是龙泉窑特征的产品，所以我们形成了天下龙泉的一个壮观景象，可见龙泉窑在世界的影响之大。
郑建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
龙泉窑的分布，包括南区和东区，但是它基本上遍及整个瓯江流域，包括历史上的温州，近邻的缙云、湖州一带，范围非常大，而龙泉毫无疑问是一个绝对的分布核心。
龙泉窑从以往学术界研究看，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历史上最后形成的文化内涵丰富、生产地域广阔、规模壮观的一个青瓷窑业系统。它既是大江南北两大瓷窑业文化交流的融合，也是宋代官窑民窑不同文化层次既相关联又相互激荡的产物，乃至可以认作是中国历代青瓷工艺技术发展的历史总成。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是我引用前辈的话。
从1928年开始，陈万里先生八次对龙泉窑进行考古调查，他在实地考察时对包括哥窑在内的龙泉窑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思考，而正式的考古工作则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龙泉地区正式的考古工作主要有龙泉东区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为恢复龙泉窑而对龙泉南区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以课题为导向对龙泉地区窑址的详细调查与重点发掘等三个部分。
近十年(2006—2015)龙泉窑考古主要收获第一个是厘清了龙泉窑的时空特征，第二个是厘清了明代龙泉窑烧制宫廷用瓷的基本问题，第三个就是推动了龙泉黑胎青瓷的研究。
龙泉窑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早。龙泉的地位在于最后形成了一个集大成者。我们除了窑址的调查，在龙泉，我们也对一些传说、重要的墓葬做了调查，还有对寺庙、庙宇、码头的调查。我们这几年工作的主要进展就是在时空框架下认识的突破。原来对龙泉窑的认识，都说北宋早期，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龙泉窑是多条线，各个地区都有，是同一时期，比如南宋晚期，它面貌非常复杂，至少有多种产品。龙泉是个中心，北宋晚期，发展进一步壮大，同时往大窑地区扩展。
从北宋中期到北宋晚期，龙泉窑迅速扩张，成为朝阳窑城，质量也迅速提高，它吸收各种技术，包括从装饰风格也看得出有很多外来的一些东西。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陈万里先生捐给故宫的瓷器，已经超出了过去玩瓷器的人的一个概念，所以可以说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这就是我个人认为陈先生窑址调查的贡献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
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在陈万里先生带领下，走向了全国的调查。窑址调查成为学风风靡全国，一直到现在，恐怕窑址调查的影响比陶瓷窑址考古影响更大。这种调查，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窑址标本。现在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很多地方还是走在一种窑址调查的路子上，我知道窑址在哪，没有更深入的作用，和考古学的研究多少还不能等同。在这个方法下，故宫博物院至今还在连续出版很多窑址标本，毕竟掌握了几百个窑址标本，这样的窑址标本的图书，当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先生的贡献很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第一就是大量的引进西学，引进西学的大潮是咸丰同治时期就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就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方法，这个影响也是很大。在此背景下，陈先生把西方这种调查这种科学融入自我。我们看一下陈先生窑址调查对后来的影响，不管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考古学已经引入中国并发展成熟，还是50年代60年代考古学成为古代文物遗址研究的主要方法之后，陈先生他一直走在考古学之外，把考古学的方法和自我结合。
尽管也是在窑址上去调查研究，但我还是想强调陈万里先生的调查是瓷器研究中二重证据法研究的开创，在古陶瓷研究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果他没有来龙泉，古窑址窑厂会更难发现。
王剑波 新华社浙江分社内参原总编
说起宋元时期最繁华富有的城市，人们自然会想到北宋开封、南宋临安、蒙元大都以及具有“东方第一港”之称的泉州等，但若论传统手工业特别是制瓷业的发达及高GDP，或当首推盛产青瓷宝剑的浙江龙泉及瓯江两岸。
龙泉及瓯江两岸，才是宋元海上丝路内陆地区最重要的起始地。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大宗商品龙泉青瓷——从设计备料到生产制造再到装船运输的整个过程。这比起从海上港口算起的起点，从内陆生产地起始的起点，会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完整、更加丰富、更加波澜壮阔。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大量的史料与考古报告可以证实，宋元时期的瓯江沿岸航运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港口兴盛，著名的龙泉青瓷成为早期海上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上文中还提到：“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文中明确提出“陶瓷之路的起点就在瓯江上游”。
另据《浙江在线》2008年1月2日报道，800年前龙泉是“国家级出口基地”，出口量达1000多万件。据《大明会典卷一百十三》载：当时龙泉窑豆青瓷盘每只价为150贯(宋元时期1贯为1两银子，1两银子约合现在500元人民币)。若按年外销量和平均单价均减半的保守估计，即年出口量为500万件，平均每件75两银子，则销售价值可达3.75亿两银子，约合人民币1875亿元，相当于2017年龙泉所处的丽水市1300亿元GDP的1.44倍。龙泉青瓷现在走出去比较难，那么能不能以起始地走出去，“一带一路”既然有源头，对龙泉青瓷走出去很有助力。
森达也日本冲绳艺术大学教授
从镰仓时代至今日，日本人对于龙泉青瓷的喜爱从未间断过。特别是侘茶流行的16世纪以来，南宋时代的粉青色青瓷被称为“砧青瓷”，元、明前期的青瓷被称为“天龙寺青瓷”，还有明代后期的制品被称为”七官青瓷“，都是来自日本人所赋予的独特名称，足见其喜好的深刻程度。日本人爱好龙泉窑青瓷，从日本各地遗迹所发现数量庞大的龙泉窑青瓷出土品，亦可得知。
日本正式输入龙泉窑青瓷，是从南宋中期的12世纪后半期开始。此阶段的龙泉窑青瓷，虽然偶见水注与瓶形器的器型，但大部分是碗与碟。这段时期，龙泉窑青瓷与福建地区生产的仿龙泉窑青瓷碗、碟制品大量输入日本，几乎在日本全国都可发现。
一直到12世纪，龙泉窑都承继着越窑的技术系谱，生产厚胎薄釉的绿青色釉青瓷。不过，到了12世纪末期至13世纪初期，因接受南宋官窑影响，而导入薄胎厚釉的粉青釉青瓷生产技术。同时，也开始生产由汝窑、南宋官窑所蕴生，渊源于青铜礼器、金银器及玻璃器的创新器型。因为受到南宋官窑强大的影响，龙泉窑在技术与装饰上有飞跃性的突破，产品品质大为提升，因此成为中国民窑中最为普遍的民窑之一。同时，也因大量生产，成为中国外销青瓷市场最大规模的窑业生产地。
一直到17世纪，约500年间，日本输入数量庞大的龙泉青瓷。纵观各时代的输入品，大部分是碗、小盘等小型制品，从南宋后期到明前期阶段，优良品质的大型制品数量众多，为上层所喜爱。上等制品最大量输入的年代，是在元代中、后期，此时期输入的大型制品还有不少保留在寺院传世至今。明代前期龙泉窑所生产最上等的宫廷用具，在日本遗迹几乎不见踪影，很可能是这种高水准制品并没有输入到日本。此外，发现有明末时期日本的订制品，不过订制的具体方法与内容不明。
周晓峰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研究员
宋元时期至明早期，龙泉青瓷处于最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历代朝廷不同时段在泉州、明州(宁波)、温州等地设有市舶司，这些地方都是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瓯江流域的龙泉窑青瓷作为最靠近出海港口的著名青瓷名窑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元及明代早中期海上丝绸之路中最大宗的陶瓷商贸产品。
2005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东非肯尼亚马林迪等5个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公元9至17世纪，我国瓷器延绵不断地向东非出口，上述遗址出土的瓷器有95%以上为龙泉青瓷。上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考古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船上近二万件的出水文物中，有约60%为龙泉窑青瓷产品。因此，无论是东洋海上贸易航线还是西洋海上贸易航线，龙泉青瓷的输出量都非常大，令人震撼。
根据国家文化部专家对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与结束时间概念界定，为公元2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前的漫长时段。龙泉青瓷兴盛时期在10世纪至16世纪中叶，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辉煌的时期同步。龙泉青瓷的生产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提供了商品生产、文化承载、内陆航道的支撑。大窑、金村一带为最核心的生产地，带动整个瓯江流域包括龙泉、庆元、云和等地青瓷烧制，并影响到周边地区，甚至影响到福建、广东、广西，及越南、老挝等国家与地区，形成了青瓷烧制技术外输的文化线路。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不同文明版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交融的纽带，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岁月里，构成了古代世界海洋贸易与人文交流体系的主体。而瓯江流域所创造的龙泉青瓷文化等瓯江文明积极地融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迁，参与世界不同地区互补互利的物产和文化交流，并与人类文明历程的演变相伴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