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这场游击战争，从1935年初开始，直到

　　1937年 9月中旬我们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那里的革命军民，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全国胜利。

　　浙南游击区，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国民党政治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绝大部分时间是率

　　领挺进师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因此我将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来记述这一时期的经历。

一、挺进浙西南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那时，党中央已率领主力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正在长征途中，留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原来中央根据地和各游击区的工作，领导人是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

　　1935年 1月底2 月初，当我们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我们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要我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挺进师，由我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我们得到上述指示的时间是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但在这个指示中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受领任务后，我们立即进行研究。我们对于浙江并不生疏，上一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浙江地区度过了艰难的阶段。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也很有利。从全局来看，其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的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相信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我们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个选择的主要理由是：第一，

　　那个地区是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以同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而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为我利用；第二，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在1930年曾受到过党所领导的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那里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抗已久，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我们有一点联系，可以成为我们初步的依托；第三，那里虽然交通发达，有杭(州)江(山)铁路(即浙赣铁路东段)和三条公路干线，但大部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我隐蔽和机动。

　　在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帮助下，我们立即进行挺进师的组建。

　　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此外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为了适应

　　游击战争的需要，下面不设团、营、连，而是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相当连，但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任命了王蕴瑞同志为参谋长，黄富武同志为师政治部主任。师部机关有司、政、供、卫各部，但极其精干。后来还把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政治连。

　　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经过了个把月的整训，二月底，指战员们抱着继承先烈革命遗志、开创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坚强信念，誓师出征了。

　　挺进师南下，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翻过灵山，通过了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敌人保安团的伏击。这次伏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损失，是把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就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们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但当我们打垮敌人的伏击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闽北的同志。后来发现在一些村口和凉亭柱上贴着敌人的布告和反动宣传品，其中有署名李德胜的“劝降书”。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敌人来闽北“清剿”。还把我们挺进师要到浙江去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敌人，使我们遭到伏击。这样，我们只得放弃先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作战行动，为进入浙西南打开通道。

　　这时，我们同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两个连队会合了。他们有一百五十余人，几十支步枪和几挺机枪，由营政委洪家云同志率领，归建于挺进师。而原来编入挺进师的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在部队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后，大都掉队跑回去了。这样，挺进师仍是五百多人。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

　　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我们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才好进入该地区。为此，我们于三四月间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到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自感“风鹤频惊”，十分惶恐。此时，敌人以为我们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我军。

　　4月下旬，我们正活动于庆元县的斋郎地区时，敌人令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率部一千二百余人，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琛率部一千余人，并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主要是“大刀会”)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我实行分进合击。当时我军只

　　有五六百人，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但我军战斗力强。我们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一次战斗。敌人知道我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拟以地主武装打头阵，先予我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主力，一举将我歼灭。这却给了我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28日上午，战斗开始，手持刀枪的地主武装漫山遍野呼啸而来。近一个月来，我们已经有了对付大刀会的经验，我军以军事政治攻势齐下，半天不到便将他们完全瓦解。接着，浙保第一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深入到我军预设阵地前沿，我集中火力，突然给以打击，杀伤其三百余人，俘虏约两百，敌团长李秀也被打断了手，率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四十里的英川逃窜，我军追击了十五里才返回。这时刚由东南方向烂泥村赶来之敌马洪琛感到孤立无援，连忙带着他的闽保第二团狼狈遁走，战斗胜利结束。

　　斋郎战斗，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我们就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

　　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有利时机。胜利完成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二、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有一些工作基础，同时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开展工作。

　　当部队于5 月上旬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时加入“青帮”，但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1928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年回乡后，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

　　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个

　　“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

　　这时部队已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除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外，我们确定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的汤溪(现并入金华)、龙游、金华、武义、宣平(现已撤销，分别划入永康①、武义等县)、丽水之线，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

　　①有误，永康应为丽水。

　　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当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也很困难。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胡子也

　　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的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以后就提出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地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减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

　　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前一阶段的这些活动中，我们了解群众的疾苦，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这对于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很有作用的。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那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农村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

　　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5 月17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5月

　　21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就这样，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得浙江统治集团十分惊恐。

　　4月 6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

　　无问题”。可是转眼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于是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等赶忙集议，决定“进剿”，妄图将我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是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进行的。国民党在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

　　3月间，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带着三个团到宜昌去了，留

　　有四个团，全部用上；又调集了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

　　的11个，以及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税警团一个团，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当我南路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动的时候，师部则率主力北上。开始，我们日夜兼程地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我们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

　　扩大宣传。然后留下20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主力则由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路，直奔上阳村。接着又由上阳村的数十名农民积极分子配合，进袭南坑。我们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搞得热火朝天。就这样，我们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浙赣线受到我们的威胁，各地告急的文电接连发到了杭州，敌人的“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竑坐卧不安，打着“推行新运(即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仕官教育团前来助威。这一期仕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他们是浙江保安队的反共骨干。仕官教育团装备比较精良，黄绍竑等视为“怀中利剑”，于6 月12日亲自带到金华，以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我军侦知消息后，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给敌仕官团以突然打击。先于14日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一个连，这两个连队的装备，全部为我缴获。黄绍竑受此打击后，

　　于20日匆匆跑回杭州。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在这些基本地区内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建立了临时的苏维埃政府。8月，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准备分配青苗和土地。

　　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从1935年 5月到9 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我们

　　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而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三、第一次反“围剿”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会平息的。浙江当然不能例外。1935年 8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后来查明，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我们，决定调动他的主力部队来“围剿”。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其总指挥部在赵观涛任总指挥时，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我抗日先

　　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国民党认为我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63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

　　罗卓英的部队于8 月间即由江西向浙江开进。其

　　“围剿”的部署是：以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两个旅五个团在西南，

　　郜子举“剿共军”第二纵队两个支队四个团在西北。各部构筑碉堡工事，对我浙西南根据地形成包围；又从北面的溪圩经东需(书)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以其第十一师三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十八军军部率其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调第五十六师所属的两个旅六个团，由际下向东南经花桥、举水、荷地直抵泰顺，构成第二道封锁线，以求切断我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敌人集中了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我们虽早有觉察，但开始判断是刚提升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所指挥。当时宣铁吾在遂昌设有“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有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构筑封锁线，扬言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龙间我根据地。我们对国民党浙江省防军的战斗力是心中有数的，而且我们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所鼓舞，所以在7 月底、8月初发

　　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直到9 月中旬，我们才逐渐查明这次“围剿”是蒋介石直接部署、由罗卓英指挥，并以敌正规军为主体。“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却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

　　“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

　　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的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9月 19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前后延续八

　　个多月，直到1936年 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

　　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剿队”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檑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到石练方向，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10月

　　30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

　　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昔、曹景垣、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的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很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代表。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

　　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园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要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又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割下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和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

　　斗频繁激烈。

　　10月 5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同志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

　　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1924年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景宁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①之南田、西坑、黄坦，

　　①有误，1946年析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置文成县。

　　瑞安的大峃(现为文成县)、玉壶、峃口、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营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我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浙南游击区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此时，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四、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略)

五、第二个发展时期

　　从1936年 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同志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突击队”的工作主要在中心区，我便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始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还是临时性的，要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我们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条猪，合计该扣除50元钱，便要他再送150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乱搞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150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的不送，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规定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

　　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我们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500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就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500元，合计1000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样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了门，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来了。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1000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

　　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就是由他们供应的。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当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就给以惩办，惩办了几

　　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就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1935年 5月至9 月，当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已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甚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向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20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1936年秋冬，我们

　　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就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1936年底和1937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如被群众称为“小上海”的中心点门阵，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用来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在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也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他们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其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由于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以后，也学

　　“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

　　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我们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青田、缙云、丽水到达浙西南。而在浙西南，又可以在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宣平、松阳等浙赣线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活动，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到云和、景宁、庆元、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总之，战场比较辽阔。我们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到达这些地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天台山以东，敌情就更加严重一些。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了，派了三个团来堵截，我们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第二天，我们才又回头，继续和敌人兜圈子。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的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

　　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作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1935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同志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同志为了相互支持，利于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两广事变”发生后，我们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1936年 8月，我们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会合，这支革命力量是由老共产党员叶廷鹏同志为首组织起来的。原来他在与党失

　　去了联系之后，仍然在那里联络群众，坚持斗争。当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时，他又进一步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同志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三十多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闽浙临时省委领导，这样就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1936年 11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五百余里。为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十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

　　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民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批地方干部在斗争中迅速

　　成长，如郑丹甫、周钦民、林辉山等同志，后来各担负起了一个县的领导职务。这时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又如头年夏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那样了，“党、政、军、民、学、工、青、农、妇、儿”搞得十分红火。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政策，仍是继续贯彻土地革命的纲领，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是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进而发展到在一些中心区实行包括青苗在内的土地分配。此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如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士绅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等等。同时还开展了争取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

　　活跃于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绛、黄弄坑为活动中心，建立了党的浙东特委，在特委的领导下，建立

　　了几个县委，各县委都有自己的武装。其活动区域，主要是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五县交界的大盘山一带。由于敌人感到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特地成立了一个“大盘山绥靖专员公署”来对付我们。可是他们消灭我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开始，刘达云、张文碧、范连辉带着部队在这里坚持，以后，张文碧同志到了第二纵队，刘建绪“围剿”时，刘达云叛变了，浙东特委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范连辉同志顽强机智，把散失的部队集中起来，继续坚持斗争。

　　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时又得到了恢复，重新组织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龙浦、龙遂、江浦三个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若干区委，在挺进师主力的掩护下恢复工作。他们接受了头年遭受挫折的教训，考虑到浙西南为敌人三省通道，势所必争，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如过去轰轰烈烈，但工作更扎实了，干部和群众更坚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也更有办法了。

　　1936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

　　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几个县境。我们有了象浙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还有了如宣遂汤边区及青瑞边的梅山、李山，飞云江边的五云山等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大量的分散的游击基点，做到了公开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部队打游击的经验也丰富起来了，可以分散发动群众，也可集中打击敌人，我们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六、第二次反“围剿”

　　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内战的条件。

　　可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加紧了在“西安事变”以前已经策划的对我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

　　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敌人的这次“围剿”，又以浙南游击区作为其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主要进攻目标。1936年 12月 15日，刘建绪由杭州赴江山“四省边区总指挥部”接事，随即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

　　43个团，开始筹划对我进攻。由于这时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浙南包围聚歼。他以第六十三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压我向南；以新五师、第五十二师及赣、闽保安团布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迫我东移；第五十六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独立第九旅控制飞云江；泰顺有两个保安团；温、瑞、平为第十九师，福鼎有第八十师一个团。在浙闽边界，构筑了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一个“浙闽边清剿指挥部”，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官，企图切断我向福建方面机动的道路，将我逼迫到沿海

　　地带的一隅再加以歼灭。此外，他们又强迫群众组织

　　“联甲”及“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还采用移民并村手段，焚烧边区零散的房屋、茅棚，居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逐日配给，企图以此把群众和红军隔开，实现其“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梦想。

　　当时，尽管我们对抗日高潮到来的可能有所预计，但对“西安事变”和紧接着的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还不能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新形势的激励下，我们对当面的敌人发动了勇猛的进攻，想以此加快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次主动进攻，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不久，刘建绪向我大举进攻，我们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蒋介石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将我南方游击队全部消灭。这实际上是国共双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军事上的最后一仗。在强敌的进攻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战略支撑点，我们确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我们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

　　“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但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这个时期是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我们运用游击战术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套经验。

　　我们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军、宿营等等方面，也都摸索到了一套要领。例如在作战行动上，我们总结出这样的要领：

　　(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隐蔽我们的行动和企图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的痕迹要留专人殿后负责清除，压倒的草要扶起来，脚迹要抹掉，有时则在与我们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

　　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大村庄道路多，不便于警戒，宿营多半选择小村庄，最好是独立砖瓦屋，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那时我们实行“五班制”，每到宿营地，支队部住中间，东、南、西、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发现敌情，就由哪个方向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完成任务后，到预定地点集合。

　　每天都要规定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点去集合。为了适应分散游击的需要，指挥机关就是我带的一个班。这个班的成员有参谋、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等。他们既是专业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既执行本身的职务，又站岗、放哨、侦察、打仗，很精干。各支队也是这样。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地形道路，天天调查。从驻地出发，前边有条岔路，右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左转弯是到哪里去的？把大路小路都问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碰到敌人，我们也有办法跟他兜圈子。部队进入一个新地区，开始道路不熟，免不了要找向导。向导要可靠。向导既给我们带路，又是我们的宣传对象。每次找到向导，部队的领导人都要亲自谈话、查询、慰问。到宿营地后，不能立即遣返，以免走漏消息；而应在我们转移时，才能将向导辞去，并且要做好工作。

　　我们还要从敌人那里了解情况，经常找报纸看，作些分析判断，也偷听敌人的电话。有时为了掌握敌

　　人某一个县的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我们就去袭击一个乡公所，把乡长抓来，叫他给县长打电话，说他这里很紧张，请县里赶快派部队来。县长回话说：哪里还有部队？！县里的部队都开到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我们袭击的主要目标。我们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我们常常神出鬼没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当。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我们就搞他落伍掉队的，打他的“尾巴”，或者叫“截尾子”。我们有个办法：敌人行军，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我们就事先在岔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我们设伏的地段，把他们通通俘

　　虏起来。

　　破坏敌人的通信是我们经常的作战活动。浙江大部分县城都通公路，乡乡通电话。敌人用电话传递消息，用汽车运送部队，都很快。破坏公路桥梁，没有烈性炸药，用黑色炸药只能炸一个坑，不起作用，所以我们主要是破坏电话设施。开始时，我们把电线杆齐根锯断，过后，敌人把锯断的杆子埋起来，电话很快又架通了。后来我们再去，就扛两条凳子，站在凳子上把电杆拦腰锯成两截，使两截木杆都不能用作架线，这就不容易迅速修复了。

　　当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我们坚决迅速转移。有时多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还利用有利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如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向我反击时，我便从一侧秘密转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冲杀。这样不但能够消耗和削弱敌人，而且可以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

　　但是，由于敌人太多，遭遇战还是经常发生，惊险的场面也常出现。有一次，敌人向温州以西“围剿”，

　　我们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则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两溪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我们过公路的时候，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没有打到，汽车跑了，却引来了敌人。我们过龙泉河后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当晚，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又宽又深，天黑得看不见路，找不到渡口。天亮后，敌人来了，把我们卡在两溪之间的二三十里地的“三角架”里。开始，我们故意折回向南，敌人追，我们突然掉头向北，打回马枪，敌人闪开，我们乘机跑到溪边，发现了渡口，有条船，没人管。我们马上上船准备过渡。刚上船，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就钻出来了，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这才发觉中了敌人的计，便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敌人一下子调来大部队向“三角架”包围过来，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不得已，我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不久，敌人就围上来了，到处搜，

　　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我们知道，这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下了决心，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敌人不到面前不打。敌人一到，我就一个拼一个！由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怕挨我们的冷枪，也不那么大胆，加之大雨不断地下，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了，走了。我们出来继续向北走，到了溪边。好在我们都会游泳，就组织泅渡。上了岸，到处有敌人的游动哨，每隔五里十里，总要碰到敌人。但我们终于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天一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连打七仗。

　　又有一次，敌人把我们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碰到一个据点拦住。怎么办？也是情急智生，大家就化装迷惑敌人。那时，我们和敌人穿一样的灰军装，就是帽子不同，我们是红五星八角帽。同志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到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冲。敌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就说是什么保安团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说的没有漏洞，他就放我们进据点。我们进去后，连忙

　　从后门出去，当敌人发觉有诈，从后面追上来时，我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还有一次，我们住在瑞安县平阳坑的半山腰，布置了警戒。不料，敌人熟悉道路，绕过了我们的哨兵爬到我们的上面，居高临下地把我们往坎下打。山下是飞云江。我们下到江边，如果过江到对面去爬山，敌人要打我们的背，只好顺江而下，下游有个旋磨渡，那儿有一个石山嘴子伸到江心，我们想由此过江，可是刚一下水，我就被一个大旋涡卷进去了，旋转力太大，来回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真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同志赶忙递个伞柄给我攥住，才把我拉上岸。刚上岸，敌人已经从后面打过来了。我们就你推我拉地从石壁攀上悬崖，好在天黑，我们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等敌人从我们下面追过去了，我们才又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过去。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处境都十分艰苦，这个时期就更为严重了。虽然山高林密，我们可以隐蔽，但敌人也摸出了一些对付我们的经验，前堵后追，

　　有时我们整日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搞得精疲力竭。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我一觉睡了差不多40个小时。三年中，我们在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路，走山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我们的脚印，无法追踪。吃饭的问题很严重，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是常事。有时候，敌人的“围剿”稍微松一点，我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但又苦于没有炊具。那时，我们每人有一只搪瓷缸子，既当锅，又当碗。到了宿营地，放半缸子米，半缸子水，用草枝一盖，烧起火来。大家围着火烤一烤衣服，有时就倒在篝火旁睡一睡。睡醒起来，饭已熟了，就开饭。但有时敌人“围剿”很紧，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只好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员更不好办。那时我们的卫生人员不多，药品也很缺乏，有了重伤员，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

　　自从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后，困难更大，不能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寄到群众家里，又怕敌人搜查时连累群众，藏进山洞也不安全，因为山洞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至于负了轻伤，只能坚持跟队。有一次，我伤了脚踝，没药敷，就用苦菜叶子贴起来走路，贴了两个月才好。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43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绍，平阳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交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清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

　　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了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坐老虎凳，受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没吐露党和红军的半点真情。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破绽。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的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的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而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

　　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那次的“围剿”更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的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七、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

　　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看到党中央1935年 8月 1日发布的《八

　　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使我们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1936年 1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1936年 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

　　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1937年 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

　　“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1937年 9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

　　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 7月已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

　　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我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

　　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这时，我们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年 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8 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 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

　　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1935年初挺进师挺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3月间，东南分局组织

　　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

　　“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军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军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1934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1942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5 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3月 18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潮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我们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时，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

　　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上成熟，走向新的发展。三年，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

　　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于1935年 10月 30日被

　　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1935年 12月 12日

　　下午二时许，被杀害于丽水南明门外；师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于1935年 4月底，在斋郎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同志，于1935年 5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①；第一纵队前后两任纵队长朱宝芬、王屏两同志，在开辟浙东地区的斗争中牺牲；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和政委洪家云同志在反罗卓英的“围剿”时，在浙西南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纵队长刘汉南同志，1935年 9月 26日在安仁镇赤源坑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前面已经提到，他于1935年 10月 7日在龙泉茶园坑战斗中牺牲；第四纵队纵队长王裔三同志和政治委员会李凡林同志，在游击于闽北根据地时牺牲；六支队政委王春华同志，于1935年 10月 14日在英山附近的战斗中牺牲；还有如地方工作团团长、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同志，工作干部朱干、杨林同志，第三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以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①经考证，宗孟平于1935年 7月 7日在浦城、遂昌边境的横源坑(属浦城县忠信乡)遭敌袭击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