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赣边境。东与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毗邻，南与庆元县相连，西与福建省浦城县交界，北与遂昌县、松阳县相接。全市总面积3059平方千米。境内崇山峻岭，层峦叠嶂，襟带众流，枕山带水。武夷山系分仙霞岭山脉、洞宫山脉逶迤穿越境西北和东南。境域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730余座。境东南凤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峰黄茅尖，海拔1929米，为江浙第一高峰。境西南部有浙江省第二大江——瓯江的发源地，瓯江上游龙泉溪自西南向东北穿境而过；西北部有住溪，是钱塘江水系乌溪江源流；西部有宝溪，是福建闽江水系支源流。龙泉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有“浙南林海”之称，是著名的青瓷之都、宝剑之邦、世界香菇生产发源地和中华灵芝第一乡，古来就有“处州十县好龙泉”之美誉。龙泉历史悠久。牛门岗出土文物证明，新石器时代，龙泉就有人类活动。东晋太宁元年(323)置龙渊乡。唐乾元二年(759)建立龙泉县。1990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龙泉县，设立龙泉市(县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龙泉人民历来富有革命斗争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和大炮轰开，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龙泉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龙泉人民发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龙泉县城各学校师生500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纪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龙泉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进步思想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始寻找真理，追求革命。以季步高、李逸民为代表的龙泉进步青年冲出樊笼，率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1927年2月，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北伐军进军龙泉，进驻县城，给龙泉人民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唤起了龙泉民众的觉悟。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龙泉建立了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总商会等组织，工农运动开始掀起。与此同时还掀起了兴革运动，改革了一些旧体制，采取了变革措施。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遭到失败，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地处浙闽赣边境的龙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风潮影响下，尤其是在赣东北、闽北苏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于1930年9月爆发了三千农军攻打县城的壮举。虽然这次农民运动惨遭镇压，遭到失败，但这些农军后来在红军挺进师和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成为开创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1931年4月，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即开始进入龙泉西北部闽浙边境山村，宣传革命道理。1933年4月，闽北苏区干部深入龙泉县岩樟乡和竹垟乡的一些山村，踏勘交通线路，了解风土人情，开展革命宣传，继而在龙泉建立苏区。1934年8月底至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龙泉小梅、八都等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此后，闽北红军经常转战龙泉西北部，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交通站。红军在龙泉的这些早期活动，为中共龙泉地方组织的建立和龙泉革命斗争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35年3月下旬，由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翻过浙闽边境马迹岙进入龙泉县西部山区，在溪头村打响了挺进师入浙第一仗，从此拉开了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帷幕。5月上旬，以宗孟平为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挺进师二纵队在龙泉、庆元边境离开主力进入龙泉开展革命斗争。下旬，中共浙西南特委在龙泉县宝溪乡内高塘村宣布成立，并建立中共龙(泉)浦(城)县委，自此龙泉有了中共地方组织。之后的两个多月，龙泉的中共支部发展到16个，发展党员164名。8月20日，龙浦县苏维埃政府在住龙乡住溪村成立，龙泉、浦城边境6个乡30多个村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龙浦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会后，各乡、村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广泛开展。劳苦人民扬眉吐气，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经过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建立了以龙泉、遂昌、松阳等县为中心的纵横100余公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朝气蓬勃的新景象。浙西南根据地是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依然燃起熊熊革命烈火的全国少数几个新建立的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南方八省十几块根据地之一，有着重要的地位。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1935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七八万兵力，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面对国民党部队的大规模的“围剿”，9月20日，挺进师出其不意，在龙泉县北部上田村袭击了驻守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了上田战斗的胜利。在上田战斗后，挺进师召开了政委会紧急会议，分析了挺进师面临的严峻形势，决定留下二纵队及地方武装坚守浙西南，挺进师主力则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和调动国民党部队，并开辟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上田会议是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粉碎国民党部队妄图消灭挺进师的企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民党部队采取构筑碉堡、挖掘战壕、来回梳篦、焚烧山林、移民并村、控制粮盐等恶劣手段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奉命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挺进师部队，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誓死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果实。在龙泉坚守的挺进师部队与地方游击队以及革命群众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住溪保卫战。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龙泉革命斗争的中心区住溪失守，中共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牺牲，龙浦县委下属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遭受摧残。幸存的担负坚守任务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冲出重围，转移到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地区坚持斗争。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红军挺进师政委会和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面对险恶的环境，敢于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直至抗击几万国民党正规军的大规模进攻，牵制了国民党军“围剿”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的顺利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红军挺进师和龙泉的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斗志是极其珍贵的。同时，在创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极大地激发了龙泉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热情，广大群众纷纷觉醒，为龙泉以后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
1936年6月，广东“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将“围剿”部队从浙西南调往湖南，浙西南地区的敌情暂趋缓和。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决定，粟裕、许信焜率领部队重返浙西南地区，重建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并建立龙(泉)遂(昌)县委。龙浦、龙遂边境地区各乡村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浙西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浙西南根据地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但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弃诺言，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对浙西南进行第二次疯狂“围剿”。龙泉境内的各级中共组织再次遭受严重破坏。浙西南特委书记、二纵队政委许信焜和特委副书记、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干凡先后牺牲。特委委员、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在艰难的条件下率领二纵队战士在龙浦边境坚持斗争。中共龙泉地方组织和革命群众经受了又一次严酷的考验。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浙西南根据地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胜利结束。历经艰苦坚持斗争，龙泉人民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1937年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为保持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决定恢复中共浙西南特委。张麒麟率领特委机关人员从省委驻地平阳返回浙西南，在龙泉、浦城、遂昌边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省城杭州沦陷后，龙泉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1937年冬，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派中共浙江省流动剧团支部成员张三扬、邵荃麟、葛琴、俞坚等人带领剧团大部分人员到龙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经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意，设立中共龙泉特别支部。1938年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在宝溪乡高山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龙泉县委。8月，处属特委决定龙泉特别支部并入龙泉县委。至1938年底，全县建立了104个党支部，7个党小组，党员数发展到958名。
抗战初期，通过中共组织的工作，龙泉很快形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在1938至1939年唐巽泽主政龙泉县政府期间，龙泉中共组织与龙泉县政府关系融洽，密切合作，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县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抗日文化宣传空前高涨，各种抗日报刊竞相创办。开展民众教育，宣传二五减租，积极推行各项新政，发展合作事业，推广农业新技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建立和办好八都经济实验区，发动农民开荒，推广冬种，增产粮食，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以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中共党员根据县委的指示，利用自己公开身份掩护，把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农村、工厂、商店甚至县机关军政部门积极开展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城乡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而且还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党的活动区域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1个乡扩大到24个乡。
1938年冬至1939年冬，中共处属特委根据抗战初期党组织迅速恢复与发展、新党员大量增加的实际，在住龙乡水塔村地伏、水碓坑两地举办了3期农村基层干部训练班，进行时事形势和党的任务教育，研究党建和支部工作。训练班为培养党的基层干部、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以及反对国民党的“清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39年4月11日至13日，中共处属特委在住龙乡水塔村叶岭头自然村召开了中共处属地区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选举张麒麟、周源、傅振军为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处属地区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表会议。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为加强与浙江省委的联系，决定给浙江省委配备一部电台，这是浙江省委的第一部电台。出于安全和各方面因素考虑，省委把电台建在处属特委驻地——龙泉水塔，并委托处属特委代管。省委第一部电台的建立，为及时接受上级党的指示，畅通上下级沟通与联络，及时了解敌情动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至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接连掀起了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龙泉国民党顽固派排挤打击进步力量、监视中共地下组织，密告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从政治上的反共、限共发展到军事上的反共、剿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龙泉县委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组织上采取单线联系，暂停发展党员，将暴露身份的党员及进步革命青年及时转移至外地。闽浙边委、龙泉县委和地方游击队从乡村搬迁到山上隐蔽。“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基本地区疯狂“清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龙泉住龙、宝溪两地就有4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60多人遇害，180多间房屋被烧毁。
龙泉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群众的革命思想基础比较稳固。中共浙西南特委(后相继改建为中共处属特委、中共闽浙边委)的领导机关从1935年至1942年一直驻在龙泉境内的住龙乡水塔和宝溪乡高山等地，都在这里领导浙西南(处属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长达七年之久。1942年4月，张麒麟牺牲，中共闽浙边委和龙泉县委机关被迫撤离龙泉县境。在白色恐怖环境下，龙泉的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表现了不怕牺牲、临危不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隐蔽斗争，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龙泉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坚持斗争，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安仁镇项边村叶诚以到温州做生意为名寻找上级党组织，与中共浙南特委接上关系，并被派回安仁开展工作。叶诚回安仁后，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秘密地开展恢复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等工作。1947年秋，安仁地下党组织在县城设立秘密交通站，为党组织和游击队开展工作。至龙泉解放前夕，安仁区委下属有33个党支部335名共产党员，在安仁、道太、龙南、城镇等4个区镇8个乡范围内坚持革命斗争。同时，闽浙边临委、处属特委也时刻关注着龙泉局势，并几次派人到龙泉进行活动，尽力开展恢复工作。福建闽浙边地委建立以庆元崔上为中心的建(阳)松(溪)政(和)及龙(泉)庆(元)游击根据地，进入云和、龙泉边境，开辟以黄桶村为据点的游击区，并在龙泉县城建立交通站。1947年12月，闽浙边地委将驻地转移至四源乡上源村，并在此举办短期训练班，为扩大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龙泉解放前夕，中共龙泉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积极准备，迎接解放。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四十七师140、141团奉命到达龙泉，解放了龙泉县城。紧接着成立了龙泉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龙泉县城防司令部，召开了庆祝龙泉解放群众大会。6月5日，龙泉县人民民主政府(县人民政府)成立。7月16日，在中共浙江省委、处属特委领导下，组建了新的中共龙泉县委。自此，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龙泉县委在党中央和省委、地委的领导下，肩负起领导龙泉人民完成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的神圣使命，龙泉从此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进程中，龙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苦难中奋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奋战在龙泉的革命先辈们面对险恶、残酷的斗争环境，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198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龙泉为革命老根据地县。为纪念先辈革命业绩，龙泉建立了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水塔革命纪念碑亭、高山革命纪念碑亭、上田战斗纪念馆等，修复了住溪苏维埃政府旧址、仓石玄红军挺进师政委会旧址、季步高烈士故居等。为龙泉革命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大批革命先辈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龙泉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