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爱华 项望旺
龙泉城东，瓯江北岸，在龙渊街道梧桐口入村处，有一块硕大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这样80个字：“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切有成片林木的山区，或者非山区，都应该迅速地按照党的政策，处理林木是否马上入社和如何入社的问题。浙江省龙泉县凤鸣乡的做法，可供各地参考。”
这块纪念碑的来历可不简单，是毛泽东主席批示纪念碑！为的是纪念1955年12月25日毛主席对龙泉当时的凤鸣乡首创集体林权制的一段批示。
一个偏僻的山村，为何能得到毛主席的批示，让我们来揭开当年这批示之谜！
时间倒回1954年3月，凤鸣乡的村民们讨论热烈。
“要求参加的人又多。”村民徐柳树忽然站起来大声讲道，“区委指示办一个低级社太少，我们要求办两个！”
当时与会的凤鸣乡党委书记曾凤唐等人看到了村民们迫切的愿望，在经请示中共龙泉城北区委、报请中共龙泉县委批准后，决定兴办“先锋社”“龙北社”两个低级社。
这一段场景，现已92岁的曾凤唐记忆犹新。
解放后，对林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共建立了13722个农林高级合作社，社员除了保留少量的自留山、自留林和自留树外，大部分山林均折价入社转为集体所有。但是，在山区合作化运动过程中，由于不少县、区两级领导干部缺乏经验，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的就是大部分合作社没有定出处理山林的政策，部分合作社虽然有政策，但比较粗糙，引起部分农民产生“怕林木归公”等思想顾虑。而大部分县对处理山林政策及造林护林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未订出具体计划，陷于自流状态。
为了克服以上现象，中共浙江省委于1955年3月21日发出《关于山区合作化运动中处理山林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山区党委，切实重视加强对山林生产的领导，克服“重农轻林”的片面观点，认真迅速地把林业工作抓起来；要大力宣传“谁种谁有，伙种伙有，村种村有”的山林政策，解除群众对造林工作的思想顾虑。
为了使各地能够正确地开展工作，省委还提出了7条山林政策的原则。为了贯彻浙江省委指示精神，1955年春，温州地委农工部组织人员到龙泉县（当时龙泉县归属温州地委）凤鸣乡凤一社开展山区山林合作化试点和调查研究。
当时的龙泉县凤鸣乡是山区，全乡11个村，农业户659户。山林有5.1万多亩，占全乡总面积的82%。凤鸣乡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组织的作用，在1955年的春季生产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建社时工作比较粗糙，15个合作社中，有13个没有处理山林入社问题，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比如社内外一部分山林多的农民顾虑很多，生产积极性不高；社内中农和贫农团结不好；社内生产和社员山林的分散经营引发很多矛盾，给制定全面增产计划带来很大困难；社内社外农民怕林木归公，出现乱砍滥伐、破坏森林的现象等等。
省委的指示下达以后，为了正确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凤鸣乡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一是统一干部认识，重点纠正山林入社问题处理的偏差，培养典型，做出样子。乡干部广泛宣传山林入社的政策，着重讲明林木是农民的劳动成果和山林入社自愿的原则。同时，深入合作社，分别召开农民、干部等专门性的调查研究会议。根据社员真正自愿、林主报酬和劳动力报酬合理、有利中农贫农团结、有利生产和合作社的巩固提高4个原则进行检查。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次讨论修正后，最后确定山林折价的办法是：合理提高林主的分益比例；纠正柴爿无代价入社的偏差，确定给林主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报酬；根据林木生产的不同情况、土质好坏、交通难易等条件，合理确定分益比例。二是通过乡互助合作代表会议，进一步宣传政策，介绍典型经验，有重点地处理山林入社问题，从而巩固了互助合作，推动了生产发展。
温州地委农工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将龙泉县凤鸣乡的试点情况加以总结，形成了题为《凤鸣乡处理山林入社政策推动春耕生产的总结》一文，刊登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5月20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59期。文中详细介绍了龙泉县凤鸣乡关于处理山林入社问题的做法。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将其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把题目改为《有成片林木地区的合作社必须迅速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并作出以上批示。
“毛主席的批示迅速传遍全国，凤鸣乡群众备受鼓舞，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绿化造林、兴修水利的生产热潮。”今年92岁的曾凤唐、88岁的翁家禄、78岁的林学根，这些当年凤鸣乡的干部们至今对那一段历史无法忘怀。
据他们回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原凤鸣乡掀起了一年又一年的绿化造林、兴修水利的热潮。
“不仅消灭了荒山，战胜了洪灾和旱魔，还使凤鸣村民的粮食年年增产，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曾凤唐老人难掩当年的兴奋。
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凤鸣乡在丽浦公路梧桐口桥东公路旁建造了一座毛主席批示纪念碑。
由于紧水滩电站水库建设，改建沿库公路，纪念碑被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梧桐口西桥头再次建造了毛泽东主席批示纪念碑。这座新的纪念碑历经岁月风雨而始终矗立守护着凤鸣的山林，并在新时代的潮涌中，见证着龙泉林业发展的巨变。
这些年来，龙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2008年，龙泉市启动林权制度改革。2013年，出台了《龙泉市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践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并以《林地经营权流转证》进行抵押贷款，真正让资产流动起来。
继推出《林地经营权流转证》“一张证”后，龙泉市不断创新林改新举措，推出了“林业一本图”“一个合作社”“一份林地信托”“一张质押合同”“一份预期收益”“一份保险合同”“一个林改综合体”。集体林改“八个一”新举措的陆续实施，为龙泉市林业发展开拓了新局面。
林业规模经营激发了林农发展效益林业的积极性，现已形成家庭林场型、托管林保姆型、股份合作型、租赁经营型、专业合作型等多种新型林业经营市场主体1378家，参与农户达2万余户，占全市农户的36%。避暑型农家乐、高山养老基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好山好水好空气”的龙泉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2018年，全市森林旅游收入达23.4亿元。
“红色精神”在山头村代代传扬
——追忆庆元官塘乡山头村的革命故事
走进革命老区庆元县官塘乡山头村村东口，一座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杨国梁上将亲笔题写：“军徽闪耀光荣村”的巨石纪念碑矗立在苍松茂林间。碑文中铭刻着这个地处浙闽边界线上的高山小村，热血青年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不顾安危，立场坚定，全力支持红军队伍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军安全突围的英雄事迹；讴歌该村青年在和平年代里发扬革命传统，前赴后继的报国之志。
一、特殊村庄里的“红色驿站”
今年90岁高龄的山头村民吴志赞回忆：山头村历史上隶属白柘洋村管辖的一个小小自然村，早年只有两幢房子，7户人家，距离白柘洋村5华里。白柘洋村在山谷底处，而山头村却位于白柘洋村后山接近山顶部，海拔1000多米，与福建寿宁县欠坑村接壤。赫赫有名的寿宁游击队副队长张立贵就是欠坑村人，自1932年10月闽东革命游击区决定率先打通寿宁通往庆元、在白柘洋村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那时起，相距欠坑村只有3华里的山头村，便是范式人、范振辉、叶蕃、张立贵等革命先辈前往白柘洋、官塘、江根等地开展工作的必经之路。
“那时我还小，只知道帽子上有五角星的那些人时常来往于我家，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以及村里各家各户乡亲经常为他们烧水煮饭；这些人对村民们很好，离开的时候总是要给爸妈和村里各家付钱的。”吴志赞回忆说，他11岁到欠坑村读私塾，才知道常来自己家的张队长（张立贵）是欠坑村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叶蕃是游击队长，张立贵是副队长。”
1938年初，根据寿政庆中心县委“关于大力发展地下交通站”的指示，在三县多地村庄发展地下交通组织。而中心县委则通过众多交通员和接头户探听消息，摸清敌人动向，发展革命力量。经常往返于浙闽边界的叶蕃、张立贵等率先在山头村成立了“交通站”。“我父亲吴先龄和同胞兄弟吴先郑、吴先洪、吴先科、吴先举、吴先玖等人加入了地下交通员组织，我的哥哥吴志炉、堂兄吴志盈、吴志加、吴志通、吴志堂等人成为站里的小小交通员。由于山头村背靠福建寿宁，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当地人山路、地型和隔壁乡村情况熟悉，因此这个地下交通站作用极大，任务异常繁重。他们在严寒酷暑里、风霜雨雪中，为革命送信、巡逻在崇山峻岭之间，站岗放哨在山岔路口旁。”
二、“为了革命胜利，乡亲们贡献很大！”
由于范式人、左丰美、叶蕃、张立贵等率领的革命队伍经常往返于山头村，村民们已与红军指战员结下了深厚情谊。因此，全村人接受红军革命思想的熏陶多了，支持革命的立场自然更加坚定。据今年89岁的山头村老支书吴存炉回忆：红军游击队之所以常驻山头村，主要是山高林密、地势相对平坦，加上地处省际边界，队伍容易隐藏和突围等诸多优势。“我们村的后山顶就属于福建的，村子里的人经常上山帮助游击队搭建临时住棚，妇女们在自家为红军煮饭烧菜，再由交通员们送上山……”吴存炉回忆说：“红军的大领导也来过几次，一般是在村里作短暂的停留，开个会就离开了，只有范式人、左丰美、叶蕃、张立贵四人和乡亲们最熟悉，张立贵的外号叫‘张老吆’……”
吴志盈、吴志加、吴志通3名小交通员由于机智勇敢，不怕苦累，是游击队的得力助手，经常为队伍带路送信来往于庆景寿两省三县之间。
1988年1月10日，吴志盈老人在继子吴文平的陪同下，找到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左丰美同志时说：“当年我经常帮您带路、送信还记得吗？我的小名叫‘五岁’，那次我和吴志加连夜摸黑带您和沈宗文、宣金堂、张翼等首长前去景宁穹岱村，在途经福建寿宁县横山村附近山岗时，不慎滑落山坡，当场昏迷过去，苏醒后由于左脚趾断落了两个，伤势很重，但我还是一拐一瘸地带着队伍前行……”
“记得！记得！”左丰美立刻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吴志盈那双长满老茧的粗手，许久不想松开：“为了革命胜利，你和山头村的乡亲们贡献很大！”左丰美含着泪水深情地说。
三、面对“白兵”严刑拷打英勇不屈
1938年2月初，中共闽东特委通知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进行整编。活动在寿政庆边的范振辉和叶蕃接到通知后，经调整由范振辉留守原地坚持斗争，叶蕃率独立营一部约70多人，绕道庆元打算转赴宁德。当队伍开至庆元江根时，遭浙江、福建两省国民党保安队和民团500多人包围。由于游击队没有思想准备，猝不及防，致使伤亡过半，队伍被打散。叶蕃只身往熟悉的山头村方向突围，在途经杉坑村时，被保长胡发兴发现。顽固不化的胡发兴迅速向尾随追来的保安队报告，并揭发出帮助叶蕃突围的山头村交通员吴志炉和吴志通。此间，已向后洋村方向追去的国民党保安队百余人，在胡发兴的带路下立刻调头向山头村进发。在半道上，知情的山头村民吴先玖灵机一动，他只身往寿宁欠坑方向飞速跑去，他边跑边喊：“快跑，‘白兵’ 追上来了……”敌人紧追吴先玖约两华里后才发现上当了，于是当场将吴先玖击毙山中林间。接着，保安队将山头村团团包围，吴志炉被指认后，先是被保安队五花大绑吊在树上拷打，紧接着又是老虎凳、又是竹尖刺穿脚趾，又是灌辣椒水……要他招认叶蕃的藏身处。面对敌人的种种残暴酷刑，吴志炉宁死不屈。约两个小时后，时任白柘洋村保长的吴志厂在乡亲们的说服下赶到山头村。当保安队准备烧掉房屋时，在身为保长的吴志厂出面求情下，以3000元所谓的“担保金”，才幸免于这场烧杀劫难……
说着说着，历经苦难年代的山头村老支书吴存炉老泪纵横：“在战争的漫长岁月里，山头村民支持红军的革命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站在“军徽闪耀光荣村”纪念碑前，吴存炉感慨道：“‘红色精神’能在山头村代代传扬，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吴晓鹏 吴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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