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荣著
舒文很快就介绍杨萤参加小学教师学习培训班，杜大公也将杨萤的报告转到华东政策研究室。
1949年冬，杨萤被分派到上海南市区中华路第二小学任教员，不久调往半松园路小学任校长。关于党组织关系的问题，也很快就有答复。有关部门回复是，与组织已中断近十年，按照党的章程，不能接续原组织关系，如本人要求加入组织，必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她把这个答复转告杜大公和舒文，他们问她是否重新申请入党？她泰然地回答：“不用了。你们都知道，我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动摇，在艰难困苦中矢志不移，是怀孕和疾病所迫，组织安排我离开根据地。人含悲离开了，心，没有离开。现在革命成功了，共产党管理国家了，我能够活下来，安安稳稳无忧无虑地做点事，就好了，何必重新去履行个组织手续，证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呢？”
然而，杨萤加入了新中国的教育队伍以后，并没有如她愿望的可以“安安稳稳，无忧无虑地做点事”。肃反审干、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差不多每一个运动来临，都对她“离开革命根据地后的经历”打一个问号，都要令她老实交代。不久，校长就被撤去，小学教员有幸保住，先后调了好几所小学。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理所当然成了“叛徒”，抄家、戴高帽游街、剃了阴阳头让她烧锅炉……折磨了四年，高血压、肺气肿都上了身。1970年在锅炉房昏死过去，几个好心人将她送到医院抢救，没死，但不能做事了!捱到1972年2月，54岁，退休年龄还差一年，提前病退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实事求是路线，许多历史旧案都重新翻了，杨萤好不容易先后找到了当年和张麒麟在龙泉一道任领导职务，现在又在上海任领导职务的两位张麒麟的老部下，跟他们谈了自己的经历，想听一听他们的意见，这两位老领导口气惊人的相似——解决杨萤的历史问题，无能为力。
七
老赵和小雷从方书记的办公室出来，先到车站附近的几家小旅馆问了问，还是没有。此时，老赵突然想起北河街集贤客栈当年的老板叶大生1941年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客栈关闭，大生被释放，客栈开不成，拉手车过日子。解放后，大生还开客栈，招牌还用老的，组织上承认他是老党员，还说他这客栈为革命作了贡献，很有意义，最好能开下去。前年大生死了，他儿子接着开。
老赵领着小雷到集贤客栈一问，果然有一位上海来的老太太傍晚到店，住在楼上西头第一间。两人轻轻敲门，里头应了一声，良久，门开了。老赵握着杨萤的手，杨萤惊异地说：“哟，你们怎么晓得我住这里？”老赵说：“小雷告诉我你来到龙泉，我们找了全城许多旅店，找到这里。”
“太难为你们了!真不该打扰你们呢!”杨萤歉疚地说。
“我们县委方书记要我们今晚一定找到你，要请你住到县委招待所去。”
“怎么?你们县委书记也知道我到这里了？”杨萤惊愕了。
“是的，我们已向方书记汇报了，他说，他早就想见到你，明天他一定要看望你。怎么样？现在就一起去招待所!”
“不了，不了!我是个老百姓，哪里好打扰领导。你们让我安心住这里。”杨萤说，“这客栈，我40年前离开龙泉时，组织安排我住在这里，老叶是我们的人哪!前年，我来龙泉找张麒麟的墓，你们龙泉的周南同志，过去和我们一道在政工队干过的，是他告诉我这个集贤客栈还在，并带着我找到这里，那次我就住在这里。这回我还是要住这里，我应该再住这里……请你们转告方书记，十分感谢他，就说，天晚了，我累了，已经睡下……”她摆摆手，走向床边，似乎要上床休息。
老赵见杨萤执意不走，想了想，说：“那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你早点休息吧!”杨萤连声道谢，送二人到楼梯口。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老赵就赶到集贤客找。但大生的儿子说那老太太今早5点来钟起来，付了房钱就赶早上6点多的班车去了，说是昨天下车时就把今天回程车票买好。”
“她没和你说别的？”
“没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