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浙江日报社迁至龙泉宫头
抗战初期，杭州告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办的《东南日报》已远迁福建南平。当时，军队调动频繁，车辆稀少，《东南日报》远迁福建后，报纸再邮寄，非四五天不可。而国难当头，大敌在前，谁都在关心国家的命运，期待着从报纸上了解到抗战的消息。
为了使浙江同胞能及时看到报纸，1941年3月12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永康创办了《浙江日报》，1942年5月报社改迁丽水，出版不到一月，因日寇侵犯丽水，《浙江日报》被迫停刊近4个月，直至同年10月23日在碧湖上赵村复刊出版。
1944年7月又因日寇进犯丽水，《浙江日报》从丽水碧湖迁至龙泉城西宫头开办，社设宫头原浙江纸业改进场的老址。迁来龙泉后进行改组，由中联企业公司和省地方银行联合投资，成立理事会，由黄绍竑兼任理事长，周曹裔、徐桴、严北溟任理事。
报社由严北溟任社长，陈虞荪任总编辑，白砥民任副总编辑，林芷茵、曹湘渠任编辑，原《浙江潮》工作人员沈任重、李士俊从上饶集中营暴动出狱后，即来报社任国际版编辑。龙泉地下党组织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始终支持“浙报”工作。远在外地的邵荃麟、艾芜、许杰、许天虹、孙用等名人常为报社撰稿。
当时的《浙江日报》是一份综合性的报纸，除宣传抗战外，还传播重庆国民党政府许多政策法令。大量战讯，都采用重庆中央社的稿件、版幅，日出对开一大张，分四版，战事胜负都排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上。也辟有战地通讯、社会新闻、副刊等，商业广告也不少。
《浙江日报》下面设有三个科室，即总务、发行、广告。除总务科外，其他都是集中办公。另外还有无线电，整天在接收重庆中央社的新闻和战事消息。此时，沦陷区增多，战场又多，每日要接收一叠新闻稿，供发行科选择刊登。
《浙江日报》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宣传抗战凝聚民心是该报的中心任务。准确又快速地将当前抗战的局势告知给民众，并充分采集了各方的情况，尽可能全面精炼地让群众了解战况，对稳定民心，宣传抗日大好形势起到重要作用。
当年，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了《浙江日报》的采编工作，他们通过巧妙的改写，不断刊登来自延安的战讯，并利用副刊，经常编发歌颂团结抗日的文稿，对推进统一战线，激励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浙江日报》对外宣传是“独立经营的民办报纸”，实则是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一份对开大报。
在龙泉市的图书馆内，至今仍存放着5份在龙泉宫头村印刷出版的《浙江日报》。翻看这几份旧报纸，上至国际动态、当前战事，下至生活百态、生活知识，无不涵盖其中。以当时恶劣的交通情况、艰苦的出报条件、相对闭塞的信息环境而言，出版如此信息全面的报纸，难度可想而知。
随着日本的投降，1945年9月，浙江日报社迁至杭州，《浙江日报》龙泉版停刊。
1945年8月10日，《浙江日报》“号外”在宫头发出抗战胜利的消息
1945年8月10日晚上8时，无线电波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欣喜若狂，在宫头的浙江日报社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报社立即组织编印日本投降的号外，在报社的营业部，上千人把营业部门前围的水泄不通，嘈杂的声音在迸飞“日本真的投降了吗？”“报馆可有号外发出？”……报社营业部贴出告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号外尚在排印中。
号外在晚上9时及时送到营业部。这时的情形实在少见，一叠一叠的号外一拿出去就马上抢光，以致有许多在争夺中被撕得粉碎。同时，报社的工友们拿着号外穿过西大桥沿着街道飞跑着，口里高呼着：“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于是，人们又疯拥而上，你争我夺，拉着报社工友的衣服不肯放手。
号外在人们的手中飞一样地流传着，整个山城沸腾了。在宫头的西大桥上，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在几只灯笼的照耀下，他们从桥栏上挂下鞭炮，噼里啪啦地放起来。鞭炮声、欢笑声、呼喊声，把桥下急流而过的水声都盖没了。
在西平街（现西街），远远近近的鞭炮在炸响着。一群两浙盐务局的员工，一见浙报的记者便招呼到：“啊啊呀，快活，快活，我们已放完三千块钱的鞭炮了！”有趣的是在一理发店，正在修容理发的先生女士们，都忙着朗读号外，理发师只好停顿下来。
在中正街（现中山街），人涌如潮。很多商店的玻璃柜上都贴上号外，人们奔走相告，无睱顾及生意。一阵锣鼓声吸引街人的视眼，只见有人扛着一块木排，上面写着“军民俱乐部，庆祝抗日胜利，献演名剧，不售门票”。在河厂弄的军民俱乐部门口，一张红字大布告帖在壁上：“本部为庆祝抗战胜利，今晚公演名剧，一律不售门票，特此通告。”台柱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今晚特地献演的名剧：“得用回朝，为国求贤，含羞投降。”还不时相告：“今晚电灯开到明早四点钟，戏一直演到天亮呢！”
在东升镇的一家杂货店里，店老板高兴地谈起：“我们还是赶快把货色卖了，早点收了店回杭州去！”看来这家店老板也是避难内迁的。
随着号外消息的不断传播，这个在战争中繁荣起来的山城，那一晚兴奋地失眠了！
次日，浙江日报登出《狂欢之夜，狂欢的山城》通信特写报道了号外发出前后，山城兴奋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