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即历史上的汉魏之交的曹操及其两个儿子曹丕、曹植。曹氏父子三个因诗文上的成就，开当时一代之风气，故有“建安三曹”之说（另有“建安七子”）。明人张溥将“三曹”的诗文辑评为《三曹》集。近读岳麓书社印行的《三曹集》，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高昂；曹丕的“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之宁静；曹植的“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更引起笔者兴趣的，是“三曹”诗文中，有关剑的其人其事其情。
作为古兵器的剑起于西周，至汉代仍是主要的短柄格斗兵器，同时，也成了文武百官钟爱的佩饰武器。故《晋书》有“汉制，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的记载。曹操曾作《百辟万令》，说“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究者也。”所以他命精工巧匠造剑五把，“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自留二把，余分赠三儿子，以免“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曹操作为一代枭雄，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史称其“才武绝人”，除舞得一手双戟，更是剑不离身。一次曹操率大军在河北大破袁绍，兴奋至极，竟在马上挥剑跳起了“三巴舞”（一种武舞）。据《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七年，“天子命公赞拜不名，人朝不趋，剑履上殿”。即曹操得到了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上朝时不必按常礼小步快走的殊荣。曹操在朝中高冠博带，剑佩铿锵，是他位极丞相、贵为魏王的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曹丕自幼随父戎马征战，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在诗中多次自称“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意谓善以短剑胜长兵。据其《典论自序》记述，当时各在剑术风格各异，尤以京师为最好。他闻知京师奋威将军邓展是位擅长拳术、器械的高手，邀请与之“论剑良外”，后又互相较技实践。“时洒酣耳熟，方食甘蔗”，便以甘蔗作剑，下殿几个回合，竟三中邓臂。邓展不服，复再交手，曹丕又“正截其额”。由此可见，曹丕不但精研武艺，通剑理剑道，而且实践剑术也十分精湛。他在一首名为《大墙上蒿行》的诗中写道：“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昂？悲丽乎壮观，白如积雪，利若秋霜。驳犀标首，玉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吴之辟闾，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咸自谓丽且美，曾不知君剑良绮难忘。”诗中对古之名剑的赞颂，抒发了作者对宝剑和剑术的喜爱之情。不仅如此，曹丕在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又造剑三把，并作《剑铭》记之。“魏太子造百辟宝剑三，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两。”（按，东汉时一尺约合今23.6厘米，一斤约合今260克，故此剑四尺二寸约合今99厘米，重一斤十有五两约合今510克，即相当于今36鲁寸的龙泉宝剑规格）。“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五色充炉，巨橐自鼓。灵物仿佛，飞鸟翔舞，以为宝器。”“淬以清漳，砺以石监石者，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意思是说选优质之材料，技艺高超之匠人，取五行之精，夺万物之灵，淬火之讲究，磨石之名贵，饰物之稀有，始成宝器。“因姿定名，分别取名为“飞景”，“流采”，“华锋”，并说三剑“工非欧冶子，金非昆吾，亦一时之良也”，全文详细地记述了从规格、取料、锻炼、淬火、磨刀、装饰，乃至取剑名的造剑全过程，不仅是一篇极富文学色彩的铭文，又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映汉魏之际有关铸剑技艺的史料。与曹丕相比，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引人注目，后人评他的武功诗风格特色，以“建安风骨”冠之，其中就不乏有以剑抒志的诗篇。例如《白马篇》的“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揖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鱼段鱼且篇》的“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汛泊彼嗷嗷，唯知壮士忧”等诗句，无不充满了叱咤凌云的侠情豪气。曹植的后半生处于曹丕“相煎何太急”的环境，因此他在《野田黄雀行》一诗中，自比是一只身陷罗网的“黄雀”，感叹“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但他雄心未灭，壮志未减，盼望有个武士能“拔剑捎罗网”，助他脱险，以赴国难，充分体现了曹植以剑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精神追求。在曹植诗中，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颂剑佳句。例如“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美玉在磐石，宝剑出龙渊”。他在《七启》中对古越名剑步光剑的饰物之名贵，剑刃之锋利，更是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步光之剑，华藻繁缛，饰以文犀，雕以翠绿，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陆断犀象，未足称隽，随波截鸿，水不渐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