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 像
叶适故乡黄南村全景
800年前的宋代，中国大儒家学说的浩浩军阵中斜杀出一彪革新派——永嘉学派，它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就是叶适。不仅如此，叶适还是宋代最后一位著名思想家，对宋代各学派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叶适的思想既是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的源头活水，又是我们龙泉的一笔巨大文化财富，在龙泉和温州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桥梁 。
叶适（公元1150—1223），字正则，原藉龙泉，出生于瑞安，晚年定居永嘉城外（今温州）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年）举进士第二，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宝文阁学士等。叶适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著作甚丰，主要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宋史》、《四库全书》、《中国文化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大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多部中外权威典籍均详细载其文和传略。
叶适通古今（当时）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政治、哲学、学术思想、经济、伦理、文学等诸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具有显明特色，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远承“关学”、“洛学”，近师周行已、郑伯熊，光大薛季宜、陈傅良而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集中体现了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他以自己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对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张载等的唯物主义及浙东其他学派进行系统反思，使其在宋代思想学术的发展这个圆圈中，形成了张载的唯物主义——程朱和陆氏的唯心主义——叶适的唯物主义；经术和政事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重经而轻政事的偏向——经术和政事重新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义利结合的功利思想——重义轻利思想——义理与功利重新结合的功利主义流变脉络，对宋一代的思想学术作了一个总结。
在叶适思想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他的经济思想。他提倡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他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主张“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这与千年以来早已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以及“谋道不谋食”的正统儒学大相径庭。他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更确切地说，并不是反对崇本，只是反对为崇本而抑末，主张把国力的培育建立在繁荣工商业的基础上：“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夫四民交致其用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在经济发展上，他反对重官（政府）抑私（民营），国家不应对经济生活作过多的限制性干预，主张实行比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使民自养于中”，就能“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私营工商业应该拥有“开阖、轻重之权”以“自利”，政府切不可与民相争，“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因这种“义利双行”的理论而形成的独特区域文化“瓯越文化”，悠久的重商习俗塑造了瓯越文化区域人们注重功利、讲求实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深刻影响了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的源头活水。
基于龙泉和温州深厚的历史、地理和区域文化渊源，随着当前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的实施，龙泉和温州的经济文化联系将更加密切。叶适这位祖籍龙泉黄南，生长于温州、治学于温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就像奔流的瓯江一样，把龙泉和温州联系起来，架起一道两地联系的文化桥梁，进而从文化联系进入到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将有益于两地尤其是龙泉经济社会发展。
链接：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永嘉学派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佰熊、薛季宣（1134-1173）、陈博良（1137-1203）、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朱熹）、陆（陆九渊）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其间，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1137-1181，金华人）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业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義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学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義按语）。具体地讲，永嘉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二是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商贸”，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三是学术思想上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说“仁人正谊（义）不之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以寻找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经。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
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重要侧面。而叶适远承“关学”、“洛学”，近师周行已、郑伯熊，光大薛季宜、陈傅良而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其学术是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摄影 朱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