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抗日烽火正炽，浙江省政府向浙西南边陲的龙泉县派来一位年轻的新县长。新县长叫唐巽泽，湖南人，只有28岁。“28岁？”当时许多龙泉人都惊讶了，“这可是龙泉建县一千多年最年轻的县长啊！行吗？”
唐巽泽以自己在龙泉主政三年的扎实政绩，回答了人们的疑问。
全民抗战爆发，特别是杭州沦陷后，中共浙江省“临工委”决定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和爱国人士到浙西南各县建立后方抗日基地。到龙泉来的是以“浙江流动剧团”为主干的二十多人，其中有邵荃麟、张三扬、王朝闻、黄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文艺家。到龙泉不久，就成立了中共龙泉县特别支部（由张三扬任书记，直属省临工委领导）。龙泉又是1935年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建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浙西南特委就设在龙泉，中共龙泉县委一直在这里领导群众坚持土地革命斗争。
在全国实现国共合作的“大气候”和龙泉革命老区的“小气候”里，通过唐巽泽的老朋友、中共党员徐由整的牵线，一贯爱国进步的唐巽泽很快与“特支”和原在山里的中共特委、县委接上关系，申明自己服膺中共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愿与中共人士团结一致，开展龙泉的抗日救亡工作。
唐巽泽首先在政府人事安排上重用中共人士，委任徐由整任秘书，张三扬任县政训室主任，邵荃麟任教育科长，葛琴任编审室主任，舒文任民教馆长，黄灿任民众剧场主任，俞坚、杜大公任政工队正副队长。另又根据中共地下党建议，将八都、小梅等几个重点区的区长及区民教分馆、政工区队负责人委予中共党员。
在工作上，只要是对动员民众抗日有利的，唐都赞同中共特支和县委的建议，如出版报刊、办夜校、宣传演出以及向富户征收抗日经费、实行公平抽签征兵、改选乡保长等。在“县长宣誓典礼”、“欢送壮丁入伍”、“庆祝台儿庄大捷”等上千人参加的活动上，他总是推举中共人士发表演讲。特别是实行“二五减租”，是他来龙不久，在与特委书记张麒麟秘密会见后，听了张的建议，才下决心在全县实行的。在他到任才两个月，便以县长兼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向全县发布《为实行二五减租告民众书》，说“我来此两个多月来，从各方面考察结果，深感本县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民无法生活，要发动人民参加抗战，而不能替人民解决生活，实在做不通……改善农民生活，决不单纯是农民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问题。解决农民生活的方法，固然不只一种，但最切实最有效最合理的方法还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办法实行，可以安定后方秩序，发动农民参加抗战，增强抗战力量……现在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挠我们的工作，打消我们的决心。”
他一方面实行“二五减租”解民困，另一方面抓国民教育开民智。1937年之前，龙泉城乡多为私塾，唐到任后，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开办保国民学校，县政府明令：“分保设校为中心工作之一，凡私塾一律改为国民学校。”县政府还派督学下乡督建。此后，全县各乡镇建立了中心小学，各保普遍建立国民小学。1939年还开办了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1939年，由于国民党实施《限制异党办法》，国共合作关系恶化。这年夏的一天，警察所向唐报告，说他们在汽车站抓住了老红军首领张麒麟，问唐如何处理？唐巽泽灵机一动，说：“由我亲自审讯！”说着就向警察所跑去。到警察所，见张被扣在所长室内，唐佯装不认得张，大声呼叱：“你就是张麒麟？跟我来！”张麒麟走出所长室，看守的警察欲跟上来，唐挥挥手，不让警察跟来，单独带张到县政府，见无人跟踪，对张说：“目前龙泉环境日益恶化，外来特务与国民党县党部勾结一气，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唐还向张请教中共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张告诉他，自己正从丽水（省委）请示工作回来，中共认为，目前蒋介石正被国内外主和派包围，要防止向日本妥协求和。唐说：“如果蒋介石妥协不抵抗，我不愿做亡国奴，只好投靠你们，上山打游击。”张鼓励他，还是要坚持做好龙泉目前的抗日救亡工作。因不宜久留，唐叫来政工队长（中共特支组织部长）杜大公，并要夫人卢景熹取来县府后门钥匙，打开靠山的后门，让杜大公送张麒麟沿后山小路出城。
唐巽泽到任伊始，就着手整饬政风。县府各科室制订了工作人员八项守则，每周六必须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对乡镇保甲长则提出三条标准（1、忠实执行政令；2、不受非份金钱，公正办事；3、有相当能力），然后由政工队员督导实行民选。全县所有公务人员一律穿蓝灰制服，佩带证章。县府作息概以军号为令，除星期日外，每日清早在县府门前行升旗仪式及军事操练，凡在城人员（包括县长）一律参加。升旗仪式后，列队穿大街小巷跑步、呼号、唱抗日歌曲。县政府设立民众接待室，唐经常在早晨升旗仪式后即接待民众来访。此外，唐还脚穿草鞋，深入山村体察民情，一时民众呼“草鞋县长”。
因战时工作需要，增设了一些机构，增加了一批工作人员（光政工队员就增至一百多人），这些新增机构和人员又不能列入财政开支。唐巽泽接受中共人士建议，决定所有县政府及所属部门工作人员一律领“国难薪”，每人不论职位高低，每月只领生活费20元，按当时规定，县长月薪俸是三至四百元，国难期规定也可领一百元，但唐坚持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月领20元，余额全部缴入“集体生活会”。
1940年12月，唐巽泽奉命调离龙泉。离龙那天早上，上千民众自发在县府外夹道相送；唐巽泽也在《龙泉快报》上发表了《告别龙泉人民书》，感谢全县人民对他的支持，表达依依惜别之情。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七十年过去了，龙泉人民没有忘记唐巽泽的名字和他在国难深重的极端艰苦年代在龙泉的政绩。而今，老一辈的龙泉人说起唐县长的事迹来，桩桩件件，依然是那么真切、那么新鲜、那么让人怀念。他们总是说：“唐巽泽，难得的一个清官、好官啊!”
注：唐巽泽，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和浙江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浙江省水产厅厅长，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文革”期间受“四人帮”迫害，含冤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