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甬江入海口。
浙江在线5月14日讯（孙善根 编辑 江于夫 钱振霄）“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宁波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上海、天津、武汉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宁波帮与宁波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宁波，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地处东南前线，社会经济一直徘徊不前，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宁波迅速从默默无闻中走出来，成为当时中国开发开放的重要地区与前沿地带，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与重大开发建设项目在此落地，从而为当代宁波乃至浙江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期间，以包玉刚为代表的海外宁波帮人士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当时宁波开发开放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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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宁波人历来以经商闻名，特别是近代以来，大批宁波商人抓住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上海崛起的历史契机，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创造了辉煌的商业成就，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近代中国的第一商帮著称于世。上世纪50年代前后，大批宁波商人前往港台与海外发展，再创辉煌，至今雄风犹存。
为了团结海外宁波帮共同为家乡建设出力，1980年，一贯爱国爱乡的旅港宁波帮人士王宽诚向时任宁波市工商联主委的俞佐宸建议：在宁波和香港两地分别成立甬港联谊会，由联谊会负责香港宁波籍人士与家乡各方面的交往与联系，以吸引爱国爱乡人士参加家乡建设。随后他满腔热情地来往于港甬之间，为两地甬港联谊会的建立奔波、操劳，并亲自担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甬港联谊会成立30多年来，为发展甬港两地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为香港和海外宁波籍人士回乡旅游、探亲、观光，支持家乡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发动港澳和海外宁波帮支援家乡建设的一大创举，被海内外人士称颂为“联结海外同胞之纽带，宁波对外开放之桥梁”。
与此同时，有世界船王之誉的香港著名宁波帮人士包玉刚充分利用其地位与影响力，积极向中央领导进言，为宁波地位鼓与呼，为宁波发展出谋划策，帮助宁波登上中国乃至世界舞台。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重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他与世界船王包玉刚等宁波帮人士交往密切，其中先后10余次会见包玉刚，是会见次数最多的海外华侨。与宁波帮人士的频繁交往，使小平同志对解放以后一直默默无闻的宁波倍加关注。
1984年10月，阔别家乡40年后，包玉刚又踏上了故土，家乡的一切使船王感到亲切，特别是碧波荡漾的北仑深水良港使纵横四海的船王激动不已，而家乡的落后则使他感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包玉刚决心把这里开发出来，以推动宁波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后他在与小平同志会面时，多次谈起北仑港的巨大优势以及他开发北仑港的打算。对此邓小平深表赞许，几次提出要充分发挥北仑港的作用。1984年12月，包玉刚在与邓小平会面时，提出宁波的机场问题也要解决一下，他说宁波只有一个专用机场，还不能天天开放，每天至少要有一架民航飞机进入宁波，才能满足需要；要对外开放，没有机场不行。次年1月，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向当时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交待：关于宁波的问题我讲两件事，第一要给卢绪章（时任国家外经贸部顾问、宁波籍人士）办个长期护照，可以长期进出香港；第二宁波机场我已让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明确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次，逐步做到每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以地方为主再搞一个大一点的机场。邓小平的指示不仅解决了当时宁波对外开放中的一大难点，而且为以后栎社国际机场的兴建定下了基调。随后他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时指出：“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指长江三角洲)，如果把上海、宁波连接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还热情支持船王关于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倡议。他说：“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对此当时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赞成支持把宁波搞上去，北仑港作为服务上海的主要大港。可见，在开发北仑港、以服务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发展上，邓小平与包玉刚是有共识的。如今，他们的愿望已成为现实——以北仑港为核心的宁波舟山组合港早已跻身为世界第一大港，成为浙江联系世界的重要枢纽。
1985年12月，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国务院成立了以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由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并以国务院名义聘请包玉刚、卢绪章为顾问。其职责是研究协调宁波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包玉刚、卢绪章和协调小组的努力下，许多关系宁波开发开放全局的重大问题得到了较快解决，从而大大推进了宁波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如拖延多年的“水水中转”终于开始落实，一批国家级重点工程相继落户，特别是宁波幸运地赶上“末班车”——被批准为全国计划单列城市，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对此船王十分满意，他说：“现在好了，宁波相当于直辖市了，免掉了许多层次和拐弯，我这个宁波大使也好当些。”他欣然表示：我当顾问，我跑腿。在此前后，包玉刚为开发宁波奔波于香港、北京、浙江之途，为推销宁波形象，往返于欧美、亚洲之间，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他频频向各国首脑与工商界人士介绍宁波特别是北仑港的优势条件和投资环境……经过船王的从中斡旋，不少外国代表团纷纷到宁波进行实地考察和可行性研究，并同中方进行了多次正式会谈，一时在海内外刮起了一股“宁波旋风”。对于包玉刚为家乡所做的贡献，谷牧称赞他这个“大使”“顾问”当得好，几年来为宁波办了不少事情。
1986年、1991年，王宽诚、包玉刚两位海外宁波帮杰出人士相继去世，但宁波帮热爱祖国、造福家乡的传统并没有改变。此后海外宁波帮继续为宁波的开发开放奔波出力。他们不仅在海外多方面宣传、介绍宁波，推动宁波走向世界，世界走向宁波，而且多次组团到家乡考察访问，参与在宁波举办的贸易投资活动。在广大“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的牵线搭桥、共同努力下，甬港两地以乡情为系、以论坛为媒，始终做到同心相知、同声相应，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甬港经济合作论坛促进了宁波与香港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现代服务业等多领域交流合作，已成为内地城市与香港合作的成功典范，并逐渐成为宁波都市圈与香港、澳门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据初步统计，历届论坛共签约合作项目近300个，总投资额约200亿美元。显然，宁波帮已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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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宁波帮素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美德与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漂泊异乡的宁波帮人士继续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如王宽诚早在60年代初就在宁波捐资创办中小学各一所，还捐资助建宁波华侨饭店。侨居新加坡的蒋卓甫也于1964年在慈溪创办蒋家小学。1984年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仅邓小平同志发出号召的第二年即1985年，旅外宁波帮人士踊跃向家乡捐资赠物合计人民币5700万元，较上年猛增37倍。此后，宁波帮支持家乡发展的热情持续升温。特别是2016年、2017年，香港著名宁波帮人士李达三先生分别向宁波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捐资一亿元，宁波帮支持家乡建设再掀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到2017年底，共有500余位海外乡亲为家乡捐资兴办文教卫生、公益福利事业近7000个项目，折合人民币近20亿元，其中捐建大、中、小学或教学楼600余个，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敬老院、福利中心、托儿所、少年宫、图书馆等百余个，还有道路、桥梁、各种车辆等交通设施及生产、科研、医疗卫生、教育等设备不计其数。宁波帮的关心与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社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宁波大学是众多宁波帮人士共同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的一座历史丰碑。自1984年船王包玉刚率先捐资创办宁波大学以来，得到了广大宁波帮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或来宁大考察访问，或座谈讲学，或捐资赠物，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家乡最高学府的关爱之情。到2017年底，捐资金额合计已超过6亿元，其他图书、设备等无数。同时，船王办学之举也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赏，他欣然答应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并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与关怀，宁波大学的创办与建设十分顺利。2014年，宁波大学成为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2017年，宁波大学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如今在海内外宁波帮人士的关心支持下，一个现代化的初具规模与发展水平的大学城已耸立在甬江之畔。
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一段时期，海外宁波帮对家乡的支持还大多停留在捐资赠物阶段，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宁波良好的投资环境，使许多宁波帮人士到宁波参与家乡的经济建设。他们兴办实业，开展贸易活动，已创办各类企业近千家，其中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百余家，与此同时，宁波帮人士还穿针引线，热心引荐港台及海外工商界人士来甬考察，努力促成合资合作项目的成功。在宁波已有三资企业中由宁波人士投资兴办及由他们引荐的项目占一半以上。此外，他们还竭力为家乡介绍引进境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多方联络，促进家乡与境外开展技术劳务合作、工程承包及其他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宁波帮，帮宁波。在众多宁波帮人士的关心支持下，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智慧的宁波人民大胆开拓，奋发有为，已经实现了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早在1999年宁波地区生产总值就已达1071亿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已超过大连，初步实现了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宁波发展不会慢、可以和大连展开竞赛的愿望。进入21世纪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一年上一个台阶，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元。如今宁波人民意气风发，再接再厉，为实现宁波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宁波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宁波帮精神漫议
长期以来，宁波帮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范和文化性格──宁波帮精神，这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宁波帮在中国商界得以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宁波帮精神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与历史穿透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开放的文化心态使宁波帮能获得多元文化的滋养，在众多的传统商帮中脱颖而出，进而在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近代中国社会左右逢源，取得了巨大成功。
奋发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长期以来，宁波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创业，而不愿在狭小的家园抱残守缺，碌碌无为。他们冒险犯难，四海为家，勇于在外落地生根，从而为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宁波商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也充分反映在经营领域的变化与经营方法的创新上。
克勤克俭、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宁波商人坚信不疑的人生信条。许多宁波帮企业家成功的背后，都有一部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勤与俭是宁波商人立世创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宁波人的勤奋与实干还培养了一种可贵的敬业、乐业精神。许多宁波商人重实干、重经验，不玄想、不空谈。他们大多白手起家，一步一个脚印，成就自己的事业。
以德兴业、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近代宁波商人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在商业经营中，则重视商业道德，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在经营价值观上，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不谋不义之财，不赚昧心钱，提倡义内求财，以义取利。“宁可清贫，不可浊富”。宁波商人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为信誉至上，货真价实，诚实不欺。
注重团体、强调联合的互助合作精神。强烈的群体意识与凝聚力是近代宁波帮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商帮的基本特点。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在外创业谋生的宁波人重乡谊，他们亲邻相帮，同乡扶助。并且宁波商人的群体意识并不局限于家族同乡的范围，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其群体意识日益渗入了近代因素，这种经济利害关系与血缘乡情等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其核心是强调团体与联合的力量。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富观念。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影响与传统文化的熏陶，许多事业有成的宁波帮商人对于聚财与散财、财富与责任的关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创业有成的宁波商人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公益思想，形成行善、乐善、向善的慈善传统，绵延不绝，影响至今。
港台与海外宁波帮的形成
宁波有谚语说：“要窜头，湾三湾”。意思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宁波人漂洋过海，去海外经商，由来已久。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当时已有许多宁波商人赴日本、高丽等地经商，而以海商闻名遐迩，其中也有留居日本的。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特别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40年代前后，宁波商人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创业高潮，由此形成海外宁波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鉴于国内动荡不宁的社会经济环境，大批原在大陆有相当基础的宁波商人纷纷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以港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其中港台地区占人数的80%左右。香港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他们为香港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奠定了香港制造业的基础，同时，在航运、贸易、金融方面成就卓著，并广泛参与各项社会事业，为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商人已活跃在香港工商界的各个领域。
到20世纪70年代末，旅港宁波人已达10余万，其中不乏工商巨子、社会名流和社团首领，如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贸发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棉纱大王”陈廷骅，“毛纺大王”曹光彪，“纺织大王”厉树雄、王统元，“电子大王”邵炎忠等。1990年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上，宁波商人(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占了3席。
台湾也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相对集中的地区。早在1947年，叶启发、应昌期等旅台宁波人就在台北发起成立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后发展为大陆各地旅台同乡会中规模较大、影响最著的同乡社团。战后台湾经济一片凋零，旅台宁波人利用特有的人脉优势，积极参与台湾重建工作，为台湾经济社会的恢复与起飞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中产生了一批名闻岛内外的社会领袖与工商巨子，如实业巨子应昌期，“水泥大王”张敏钰，曾被评为台湾十大企业家之一的张东平，“棉花大王”王传麟，台北今日饭店创办人徐之丰等。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如日中天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董事长张忠谋，为台湾高科技的发展与产业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享有“台湾半导体教父”之誉。
此外，战后宁波人在新加坡、日本及欧美等地也相当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