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龙泉进士兴盛的成因

吴锦荣

　　常有人问，为什么地处“层峦叠嶂，襟带众流”的浙南山城龙泉，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有这么多的龙泉人脱颖而出，或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衣冠文物甲于诸邑”，成为著名的“进士之乡”？而以后元明清三代，又是什么原因科举兴盛不再，少有英才？

　　关于宋代龙泉科举兴盛的原因，历来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关注。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与龙泉的章溢、青田的刘基、丽水的叶琛并称“浙东四先生”，他们才学超群，相互之间交谊极深。其时，章溢在龙泉兴办义学，宋濂作《龙渊义塾记》一文以为记。宋濂在文中说：“龙泉旧为浙水东文献之邦，水心叶氏正则、西山真氏希元，后先以学鸣，声感气求，籁鸣机动，掇巍科而典雄藩者声华相望，一时文物，固尝盛矣。距今未及百年，而继之者鲜也，岂俗尚不同，遽有古今之异哉？亦系乎学之兴衰，为何如尔？”意思说，龙泉素称文献之邦，宋之叶适、真德秀先呼后应，科考屡登高第，兴盛一时。这种盛况距今不到一百年，而如今却鲜有继之登科者，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古今民俗的不同？还是与地方的文风和学校教育兴衰有关？因此，宋濂在这篇记文中，对章溢兴办龙渊义学之举，认为是“立志甚弘，而为功甚溥（大）”。

　　清乾隆年间资政大夫、礼部右侍郎、地理学家齐召南，也认为人才的振兴在教育，他在乾隆版《龙泉县志》序中说：“余披新志，惟慨然于（龙泉）旧称文献之邦，后竟寂寂无闻，今当以振起人才为严（不放松）。……余思文教聿兴，其初必有贤令。”举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黄发任龙泉知县，修崇学校，进诸生讲论经学，由自是邑多闻人。又信心满满地说：“山川雄秀，必产英才。……龙泉复振，必不谓古今人不相及也。”光绪版《龙泉县志·学校志》，在说学校教育于人才培养的作用时，也称：“鸾旗芹藻（比喻贡士或才学之士）曾传思乐之篇，槐市膠庠（学宫学校）特重明论之教。盖养育人才，兴起教化（教育感化和环境影响）胥于是乎！”

　　所谓“地灵人杰”之说，不仅仅是指地理环境，现试从宋代龙泉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进行探讨。

　　一、人文地理条件

　　龙泉于唐乾元二年（759）置县，属浙江东道栝州（后称处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朝廷宣诏，天下凡有“龙”字之县、乡名一律改名，龙泉县改名剑川县。十年之后，复名龙泉县。南宋庆元三年（1197），从龙泉县内划出松源乡和延庆乡置庆元县。

　　龙泉“其地值瓯婺八闽通衢，且介在万山中、枕山带溪，巅崖墟莽”，自然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多山林少平原，农业生产落后，“山越多乏膏腴之产，火耕水耨，获地利甚微”。但山区多矿产资源，早在唐代，城南的豫章山，即以产铜而闻名。宋代设银坑数处采矿熔银，其中高亭银场为处州重要的产银地。因丰富而优质的瓷土资源，早在三国两晋时期龙泉青瓷产业应运而生，至宋代为龙泉青瓷的高峰。北宋元祐七年（1092），大规模整治疏浚龙泉溪（瓯江上游），水路交通得到很大发展，客货商船可直达温州。加上两宋时期，龙泉社会安定，没有蒙受战乱，不少北方移民（包括艺人工匠）的迁入，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遂使杭州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切都为龙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人才的成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经济发展是根本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举考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也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梁启超在《历史统计学》中对经济和教育的关系这样论述：“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经济的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工夫去敦诗说礼，地方上的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就越多。”由此可见，经济条件是影响教育和人才成长的首要因素。宋代龙泉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正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产物。

　　宋代朝廷重视海外贸易，尤其是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后，更是大力发展陶瓷对外贸易。龙泉青瓷产品除供作皇家“贡瓷”，更多的是通过水运至温州、明州、泉州等港海运出口，销往世界各地，使龙泉青瓷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机。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窑场达260多处，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仅琉田山下的“大窑”，就有瓷窑50多处，白天烟雾弥漫，夜间炉火辉映。

　　从丰富的考古文物、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龙泉青瓷藏品，可见当年的盛况和辉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所述：“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龙泉），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岸……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开拓出来的。”有宋代龙泉青瓷在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以繁荣的经济促进了龙泉科举文化的昌盛，成就了“进士中心县”和“文献之邦”的美名。

　　三、 重教兴学结硕果

　　科举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基础之上的。文教事业的发达与否，对科举的成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龙泉地方官员、乡贤士人都很重视当地教育，宋天禧二年（1018）创建儒学（学宫）；绍兴初重建，乾道间又修复，并购置学田赡学，学宫内建尊道堂和进德、学古、兴贤、升俊等斋；淳熙四年（1177）改创孔子庙；嘉泰二年（1202）购置书籍藏于庙左。与此同时，又设教谕一职（负责教育的行政长官），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宋端平间（1234—1236），邑人张奉议建桂山书院，以训导乡子弟，丞相吴潜书额；宋咸淳间（1265—1274）邑人章公权（淳祐元年进士）建仙岩书院；宋端平三年（1236），太学生赵宗瑨为纪念朱熹请于朝建笏洲书院。

　　重视办学、讲学的传统，促成了本地整体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宋时龙泉科举兴盛，大量人才集中涌现，与当时书院、学校的创建，文教事业的昌盛密不可分。旧志有“元丰时，县令黄发修学讲经，自是邑多闻人”之记载。北宋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季陵更是在《龙泉县重修儒学记》中指出：“龙泉为处支邑，素号多士，举贤良，位宰相，握枢柄而持从橐者（指握掌军政大权或为文学侍从之臣），联接步武，儒服至是益振，而有邹鲁（指孔孟之故乡，形容为文化昌盛之地）之风。平居里庐，弦诵相闻，从事科举，青紫（指古代高官印绶、服饰的颜色，比喻高官显爵）俯拾，袖然为首而名闻四方者每不乏人，岂唯钟秀山川，抑亦风化陶淬其心与学也？”

　　四、诗书传家好风尚

　　宋代以来，寒门学子也可通过科举而登天子堂，于是有一定天赋的学子纷纷投向举子事业，热心办学、讲学一事，又大大促进了读书风气的繁盛。龙泉的不少科甲世家，深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士族凭借其雄厚的背景，世代诗书传家的氛围，人才辈出，探杏折桂，代有闻人，出现不少“父子一榜、昆季同年”，甚至“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的情况。据载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吴庸，龙图阁侍制学士，耿亮博雅，内外表望。谢政归，以诗书教子孙，登仕版（登录上官吏名字的簿册）者不可胜数。

　　因金榜题名继而仕途畅达，不仅是个人和家族的追求，也是地方的荣耀。北宋仁宗年间吴瑴、吴穀兄弟先后登科，人们于乡里临清桥畔建“双桂联坊”；北宋英宗治平四年，吴深、鲍康尧、季裒、吴克、鲍强“五士登科”，在县东崇因寺左建五桂亭，高悬题五进士名的榜额；后更建为籍桂堂，展示龙泉历年登第进士名榜，供民众瞻仰。这种崇尚科名，宣扬荣耀的社会氛围，起到了激励后人的作用，大大促进了读书风气的繁盛和人才的兴起。

　　由此可见，宋代龙泉科举不俗，人才称盛，绝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