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郊其人

（陈佐汉《古龙泉窑宝物图录》中管高的藏品：龙虎瓶）　　

　　近日读到陈小龙《陈万里先生笔下的道太窑址》一文，提到被誉为“中国陶瓷考古之父”的陈万里先生在道太与管君相识并一同查勘青瓷窑址的情形，想起十几年前阅过的由陈战生先生所藏其父陈佐汉的手绘本原稿《古龙泉窑宝物图录》（此图录大部份图片为民国三十四年出版的徐渊若著《哥窑与弟窑》附录所引用），由此引起我的穷究之趣。

　　《陈万里先生笔下的道太窑址》有这么两段叙述：第二次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则颇为详尽。陈万里先生第二次调查龙泉瓷器时，与管君炯然相识。二十三日晚见到了他，说有两件出土的瓶，存在道泰（道太原名）家中，邀陈万里先生去鉴定，两人于是相约同车东发。到道泰后，即由管君导引上山，查勘道泰的古代窑基，此处原有碎片，因为时局所迫，为防日寇空袭，着手建造防空壕，挖出了一个窑的基墙，壕就沿着基墙建筑起来。“就此处碎片观察，觉得尚属可观，当然远胜于梧桐口的出品。管君说，前几年有人在碎片底下还见到‘道泰窑制’四字，此在他处所未见未闻者，不悉究竟如何。”

　　下山后至管君处，见到那两件龙虎壶（“壶”疑为“瓶”之笔误），可惜有小瑕疵，尚非绝妙佳品。乡人也纷纷送来“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碗，“惜花春早起，爱月夜眠迟”等画像碗，及有历史人物朱买臣的图案瓷碗多件，得悉这些作品即在离此约一里路远的一个窑基里发现，陈万里先生异常高兴，兴致勃勃地拉着管君同去调查。

　　《古龙泉窑宝物图录》是陈佐汉（1907年生，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人，民国期间，曾任宝溪乡乡长，潜心于仿古青瓷的研究）于民国二十几年至三十四年之前这十几年的时间段“足迹遍建瓯、浦城，温州、龙泉境内各个乡镇，向收藏家借观瓷器，共得130余件，手图录之，并注出处略点评，集为一册”（《龙泉民国档案辑要》）而成的手绘本。书稿第70页所绘图为：龙虎瓶。旁附注释文字：宋瓷。釉青如葱白色。下有血纹，极天然。诚特殊之艺术也。此器北乡道泰管高君收藏。发掘当地古墓中。

　　《陈万里先生笔下的道太窑址》一文，阅后可知：管君是一位家住道泰、在县府任职的公职人员，有收藏之好，家中藏有龙虎瓶两件，能引导陈万里上山查勘窑址，说明熟悉周边窑址情况。

　　《古龙泉窑宝物图录》中所载释文可知确切信息：道泰人管高，所收藏的龙虎瓶，出土于当地古墓中。

　　比对以上两组信息，大略可知：管君与管高君藏品一样，是道泰本地人士。由此推测可能系同一人。

　　查阅（法）赵冰、吕鸿编著的《古龙泉青瓷文化探究——以民国绅士陈佐汉手稿为例》一书中《陈佐汉小传》篇，有如下记载：“陈佐汉等民间青瓷收藏者及瓷商，大都与陈万里这批文化人有往来，在鉴赏古青瓷方面经常切磋。”由此可见，这个管君与陈佐汉同一时期同在政界谋职，有共同爱好，且有相互往来，这是常理，继而与陈万里结识和交往是完全可能的。

　　为此，笔者又向当地老者打听，获知，民国时期曾有管郊其人，管高就是管郊，龙泉本地口音“高”与“郊”同音，非二人，在龙泉县政府当过官。那么管君到底是何许人也？笔者又赴龙泉档案馆查阅民国档案。管郊，时任民国龙泉县政府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曾与知名人士吴梓培等人发起筹办龙渊初级中学。当寻知并联系其子孙后辈，方知其大致情况。

　　管郊，字礼田，号子乐，道泰村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幼年受祖父管凤谐（清岁贡生）的教诲熏陶，勤奋好学，富有志向，龙泉剑川高小毕业后，又赴处州、嘉兴中学学习，擅长书法篆刻，爱好摄影收藏，热心公益事业。1939年以前任龙泉县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道泰区区长并兼任道泰高级小学校长等职。为适应抗战需要，救济失学青年，提高文化水准，曾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与县绅吴梓培、程振鹏、徐景星、季鲁廷、李振汉、吴文苑、张聚三、周伯远、李藩、林西园等十一人发起组织成立筹备会、校董会，捐筹国币、募集田租，呈请创办私立龙渊初级中学。1939年冬，应郭骥（龙泉八都人）之邀赴重庆任职（上尉军衔）。为抵抗日寇的侵略，1940年10月16日奉命由重庆调抗日前线湖北恩施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任职（少校军衔），途经南川县东（现属重庆直辖市），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恰遇恶劣天气，导致山体滑坡，在响水洞地方，不幸覆车殉职，终年26岁，随行官兵无一幸免。其子孙历经艰辛，寻其遗骸，于2006年5月将其遗骸从千里迢迢之外的重庆南川回归故里，了却孝愿。

　　如今，年寿老者渐逝人世，故人旧事鲜为人知，曾经的人事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管郊其人也算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