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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座官窑的探讨
南宋大窑黑胎直颈瓶
2010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利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激光拉曼光谱仪等仪器,对院藏40件宋代官瓷器、20件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瓷片标本、80件杭州老虎洞窑遗址瓷片标本和26件杭州卷烟厂南宋皇城遗址出土的瓷片标本进行了无损检测分析研究。其研究报告中展现了两个成果:
一是“所测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多数与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老虎洞官窑遗址以及杭州卷烟厂南宋皇宫遗址出土瓷片相近。但部分官窑瓷器与上述窑址还有一定的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是“杭州卷烟厂南宋皇宫遗址出土的部分瓷片有可能是属于一个尚未发现的南宋官窑产品,这是否为南宋第三座官窑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究成果简单地说,就是故宫博物院馆藏官窑瓷器,有部分不是杭州两座官窑生产的;南宋皇宫里所用的瓷器,也有部分不是杭州两座官窑生产的。
那么这些瓷器到底来自哪里呢?随着近些年龙泉窑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第三座官窑慢慢地浮出水面,那就是龙泉窑大窑黑胎青瓷。
一、第三座官窑存在的可能性
宋室南渡后,南宋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灯红酒绿的生活,不仅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统治者还将不少瓷器用于赏赐。关于宋代宫廷用瓷,《宋会要》有明确的记载:“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可以看出,当时一次贡奉北宋太宗的瓷器就达五万多件。北宋与南宋朝廷在生活习性、祭祀风俗等方面应该相差无几,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南宋朝廷的用瓷量也是非常之大的。从老虎洞与郊坛下的考古发掘现场,我们可以推算出当时两座小窑的生产规模,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这两座窑场是根本不可能烧制出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南宋朝廷还存在一个品质极高、产量庞大的生产贡瓷的窑场。
放眼当时的窑场分布情况,北方战乱,南方除了杭州两座小窑,越窑已逐渐衰落,无法承担贡瓷生产的任务,其它像瓯窑、婺州窑等根本达不到条件,只有龙泉窑才能承担如此重任,而且龙泉地处山区,局势相对稳定,水路畅通运输便利,更为设立官窑创造了条件。
李刚先生在其《龙泉窑纵谈》中也提到“龙泉大窑、溪口等地,实为受处州府监控的龙泉官窑所在,它烧制的黑胎瓷属‘县官未尝见’的宫廷用瓷。”
二、揭开龙泉大窑黑胎青瓷的神秘面纱
龙泉大窑黑胎青瓷在民间叫“铁骨”,在古玩行和学术研究上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它分布于大窑的“夜坞底”“坳底”“杉树连”等窑址,特点是胎骨黑灰,胎体轻薄,圈足细腻精致,釉色有粉青、灰青、密蜡黄等,釉面为开片据多,玉质感特别强,釉面与老虎洞瓷器非常接近。但是部分产品的胎质比老虎洞相对较硬,瓷器断面处油脂感没有老虎洞瓷片那么明显。
大窑黑胎的器型有碗、盏、纸缒瓶、琮式瓶、鬲式炉、鼎式炉、花觚等,以供器、花器为主,产品类型与杭州两座官窑的产品基本一致,其釉面更是无法区分。民间人士研究提出“杭州两座官窑没有生产釉料的场所,所有釉料是龙泉产地所运”的说法,笔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有待进一步考证。
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话是整体描述官窑的事件,它已经非常清晰地记载了三座官窑的来龙去脉,而且把龙泉设官窑讲得清清楚楚:“龙泉县窑”一开始是“质颇粗厚”的,后来到政和年间,朝廷(京师)自己设立窑场烧造,名字就叫官窑。
有人也许会提出,为什么大窑的几个窑场没有发现官窑“填埋坑”之类的场所。笔者认为这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未发现,近些年官方对大窑的考古发掘研究主要集中在枫洞岩,它是偏向于明代官窑的窑场,而真正对宋代窑场的发掘还没有过,所以今年启动的对“坳底”窑址发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二是本来就没有填埋坑,因为它设官窑的时间较早,当时朝廷还未出台这方面的制度,对瑕疵品的处理相对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沈岳明先生在《“官窑”三题》一文中也指出:“官窑是一种专称,是专指由宫廷设置的窑场,并由朝廷组织和管理生产、控制产品流向。”他认为从窑址发掘、文献记载的情况看,将废、次品打碎掩埋,不是官窑的固定制度,而是一种偶然现象。
无论是专业人士或民间爱好者眼里,故宫博物院和世界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官窑瓷器,有些一眼就看出是龙泉生产的大窑黑胎青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民国以来,古董商们总是将大窑黑胎瓷器收购过来,冒充老虎洞官窑以高价向收藏家兜售,屡试屡中。近些年古玩市场价格随着经济的波动涨跌幅度较大,但大窑黑胎青瓷瓷片和残器的价格一直是上涨趋势,从未下滑,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大窑黑胎青瓷与杭州两座官窑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第三座官窑时间上的探讨
根据《坦斋笔衡》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得出三座官窑的时间顺序,即先在龙泉设立官窑,再设立修内司,然后是郊坛下。在具体时间上,根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年)。这条记载也说明龙泉官窑早于杭州两座官窑,而且一个“近”字则明确指出了杭州二座官窑是在1206年前不久设立的,因此可以断定,龙泉官窑在1206年前早就建立了,这应该可以作为龙泉官窑设置的下限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清晰地得出:当时的南宋朝廷先是由龙泉大窑烧制黑胎青瓷进贡朝廷,后来朝廷局势相对稳定,由于运输距离较远、运输时间太长等原因,朝廷在杭州建立两座官窑,以相互补充,解决皇宫用瓷之需。按照这样的结论,大窑在前,杭州在后,个别学术定义大窑黑胎青瓷为“仿官”产品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而故宫博物院测试分析所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四、大窑黑胎青瓷与溪口窑黑胎青瓷的区别
2011年11月,故宫博物院、浙江省考古所等权威机构在龙泉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上联合认定: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烧造年代为南宋中晚期。这个结论是否与第三座官窑矛盾呢?笔者认为这是对溪口窑黑胎青瓷和大窑黑胎青瓷认知的过程。
溪口窑黑胎相对于大窑黑胎,它的胎体相对粗厚,修坯相对粗拙,圈足也厚重一些,釉面的玉质感没大窑的强,开片比大窑的深,呈明显的“紫口铁足,浅白断纹”特征。在器型上多见盏、盘、水滴、鸟食缸、炉、壶等,以花器、文房用器为主,产品类型上与大窑黑胎有明显不同之处。烧制时间上,大窑黑胎早于溪口窑黑胎,从窑址瓷片的堆积层上来看,大窑的堆积层一般从北宋开始,溪口窑堆积层从南宋中期开始。从整个龙泉青瓷窑场建立时间发展顺序上来讲,金村—大窑—溪口—安福这一顺序是非常清晰的。
可以看出,无论从瓷器特征、器型类别、烧制时间上来讲,两者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不能用“龙泉窑黑胎青瓷”一而概之,必须把它分为“大窑黑胎青瓷”和“溪口窑黑胎青瓷”来看待与研究。
所以,笔者提出:溪口窑黑胎青瓷是文献中记载的哥窑,而大窑黑胎青瓷则是第三座官窑。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解决龙泉窑研究上的诸多盲点。当然,龙泉窑博大精深,我们所知只是冰山一角,希望这一提法能给接下来的考古和学术研究提供一条全新的思路。